读书之人，多半先看作者，再看出版社，再看内容。我认识作者，就从作者说起罢。
初次认识张程，是在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课堂上。讲到天子九鼎，我说这个鼎嘛，本来是用来煮肉的，是烹饪器，它一般为圆腹，立耳，三足。方形四足的少见。鼎耳可以穿杠或搭钩。我们老家的人把鼎叫“鼎罐”，在火盆上面架起炖..正在摇头晃脑讲述期间，有人举手了，咦？不同意啊？一个瘦瘦的学生略带口吃地说道：老师，鼎是礼..器！我说你等等，我慢慢讲来呀，后来鼎成为了一种礼器。下得课来，我走到这位学生旁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程。你哪里人啊？我浙江会稽人，临海的。
这叫我记住了本书的作者，一个对历史考据有爱好的斯文的略带口吃的浙江临海人。
思考是源于一种敏感。真正的学问则出自对某一学科的敏感，或者对某一问题的敏感，而不取决于是否科班出身。当爱好成为心之所系的时候，那就听从心灵的召唤吧。果然，张程即便是读了外交学的硕士，仍然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其大部分作品皆出于心有所系。不到而立之年，那著作也快有半个身子高了，令为师汗颜得很。
后来，张程翻译了一个美国人1895年写的《中国人本色》，使我认识到他的功力。一个研究生能够在读书期间翻译一部专著，是一种学术自觉和自律的表现。说真的，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看了张程的一些著作后，突然想起最初见面时他刻意强调的“会稽”一词。那是个古地名了，临海属于旧会稽郡，张程以此暗示了一种不绝的文脉。他的确全身上下都是书卷气，性情中有耿直的东西。有这份耿直，讲起历史来，才有理有据，真实可信。我没有去过临海，但听鲁迅说过“台州式的硬气”，有点迂的耿直脾气。说的是柔石。柔石和明朝的方孝儒都是台州人。临海属台州，临海人也当有此种气质吧。临海还有个樵夫祠，樵夫者砍柴之人也，为何在临海为人设祠纪念？原来，此樵夫也是迂腐耿直得可以，当年听到朱棣杀了侄子做了皇帝后，悲愤交加，竟然投湖死了。所以，当1924年春，康有为应临海屈映光与雁荡蒋叔南邀请，遍游临海一带的天台、雁荡山时，感怀自己与国家之命运，写下了“桐柏金庭绕九峰，夷齐遗像自清风。不必西山采薇蕨，琼台双阙有仙逢”之诗句，果有说头。
耿直是书史者的必备性情。所以，原谅我杂七杂八扯这么多。下面再来看看书中都讲了些什么吧。
国人多对数千年历史谜案怀有兴趣，也因此给了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空间。但是，胆敢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做基础，从故纸堆中挖出线索，并讲给读者听的，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而用一种新的视角，首先能将历史谜案从权力、个性和史料三个角度进行原因上的探索，则是本书的学术性贡献。历来历史谜案如同疑难杂症，读者往往看了各种评介还是紧锁眉头。而本书却用四到五千字的篇幅把一个个谜案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呈现了迄今为止各家之言，这是本书的内在张力。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本书清新自然的文风，这种文风把谜案的张力一一化解，它让一般的读者逐渐吹散那紧锁的眉头。
我相信写这样的书难，要写成一个“给历史把脉”的系列，更难。其一，纯粹的史实考据的确枯燥无味，况且因条件所限，对如此众多的历史疑难案子进行完整巨细的考证，非穷其一生精力不可。那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国家级工程。其二，不进行考据，根据一些道听途说进行编纂，或者戏说杂说，则不符合听从本心召唤的作者个性。于是，需要一种基于考证的文风简明扼要地娓娓道来。试举第一本《疑难杂案》一书中陈圆圆一案，作者所做考证不下十余处：1983年贵州岑巩县县委宣传部接到的文化系统的通知，《岑巩县志》、《武进县志》、《江阴县志》，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姚雪垠《论<圆圆曲>》、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圆圆曲》、陆次云的《圆圆传》、《龙门阵》刊登的《陈圆圆花落峨眉山》、《金陵晚报》、《北京科技报》、马家寨《七颗针的寿鞋》、《吴启华藏身达木洞》、《襄子家屋场》和《马宝护送陈圆圆》等传说故事。在一篇5000字的文章里，举证如此之多，几可以称专业文章了。
在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呆板的考证是不能为大众接受的。作者在有机衔接这些资料方面显示了较强的文字能力。这文字能力的背后，是对所描述事件的宏观把握和洞察力。此外，作者也并不对所有的事件和人3 物一锤定音或盖棺论定，而是留下了大众思考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保留了读书人的诚实品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福柯临死前，说他很遗憾地发现，迄今为止人类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中国历史迷雾团团，本书不可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而只是提供一种视角，轻轻帮助各位纾解紧锁的眉头，已经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了。
虽说瑕不掩瑜，但瑕疵还是有指出的必要。比如，有些立论欠妥帖：“袁世凯亲近康有为等人，无可厚非”。此“无可厚非”似乎有针对性，但文中并没有指出何人何家对袁世凯亲近康有为有非议。改为“自有其缘由”之类为妥。
张程请我作序，我是历史学的外行，伸个头看见了热闹，所以勉为其难了。
是为序。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陋室
二00八年十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