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最美丽也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前门了。前门的彩色玻璃嵌板形状各异、颜色多样。透过深红色的玻璃，我看见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但是房顶的红色却恰恰相反，变得苍白，蓝天上的云彩则异常清晰，几乎呈现黑色。从绿色和蓝紫色的玻璃看出去却是不一样的感受。最有意思的当数黄绿色的玻璃了，因为这种玻璃看起来好像会闪光-一会儿是黄色，一会儿是绿色，究竟呈现哪种颜色主要取决于我站的位置以及太阳照射它的角度。
阁楼是我们的禁区。阁楼很大，因为它覆盖了房子的所有区域并且还延伸到了房顶上尖尖的透明的屋檐。有人带我看过一次阁楼，从此以后我就经常梦见一些和阁楼有关的东西。之所以不让我们去阁楼，可能是因为有一次马卡斯自己爬到阁楼上去，并从天窗摔了下来，大腿上留下了很大的伤口。不过有一次，马卡斯用一种讲故事的语气对我说：“我的这道伤疤是野猪留下的，奥德修斯腿上也有这样一个伤疤。”
我们在厨房附近的早餐室里吃饭，只有在节假日和特殊场合才会使用饭厅里的大长桌。起居室和客厅的区别也与此很类似-起居室里的沙发、破旧但很舒服的椅子是平常使用的，只有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才会使用客厅里精致的中国古董椅子和漆得闪闪发光的柜子。住在附近的姨妈、姑妈、舅舅和表兄弟们周六下午都会过来，那时客厅会摆上一套特殊的银色茶具、非常嫩的熏鲑鱼小三明治和鳕鱼子-平常是不上这些美食的。客厅里的烛台最初是煤气吊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换成了电灯。但是在角落里还有奇怪的煤气喷嘴和装置，在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煤油照明。客厅还有一架非常大的豪华钢琴，钢琴上放满了我们家人的照片，但我还是更喜欢休闲室里那架直立式钢琴弹出的柔和的曲调。
尽管屋子里满是乐器和书籍，但还是缺少绘画作品、雕刻或者其他类型的艺术品。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妈妈经常去看戏和听音乐，但是他们从来没去参观过美术馆。我们的犹太教会堂的玻璃窗上描绘有《圣经》情节的图案，礼拜仪式让人心烦不已的时候，我经常盯着这些图案研究。会堂中经常会有人争论把那些图案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因为犹太教的第二戒律是禁止制作雕刻图像，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家没有艺术品的原因之一呢？但我很快就知道是因为爸爸妈妈对家里的装饰和家具一点都不放在心上。1930年买下这里的时候，他们把支票簿全权委托给了我的姑姑莉娜，并说：“随便你怎么安排吧。”
莉娜姑姑的选择非常传统，只有客厅里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还稍微特别一些。爸爸妈妈既没有认可，也没有质疑。他们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了所有的一切。我的朋友乔纳森o米勒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说，在他看来，这好像是一座租来的房子，因为在我家，看不出任何的个人品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出主人的眼光。虽然我和我父母一样，也不怎么在意房子的装修，不过我对乔纳森的评论还是感到很生气，不知所措。对我来说，马佩斯伯路37号如此神秘，令人心驰神往。这一阶段的经历为我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火炉用来取暖，浴室里的火炉两侧贴着鱼形装饰。起居室的火炉两边还有很大的铜制煤桶、风箱和火钳，包括稍微弯曲的钢制拨火棍。我大哥马卡斯非常强壮，拨火棍几乎是白热的时候，他想办法将它弄弯了。如果一两位姨妈来我家，我们都会聚集在起居室里，姨妈们会扯紧她们的裙子，背朝炉火。我所有的姨妈都和我妈妈一样，是烟鬼，取暖过后，她们都会坐在沙发上抽烟，并将烟蒂扔到炉火中。她们的“投篮技术”都很糟糕：潮湿的烟头总是撞到壁炉旁边的砖墙上，并粘在上面，很恶心，直到它们烧完为止。
对于战争之前的童年，我脑子里只有一些片段和零星的回忆。但是我记得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看到舅舅和姨妈们的舌头就和煤炭一样是黑色的，我非常害怕，就想，我长大后，舌头是不是也要变成黑色啊？伦恩姨妈看出了我的恐惧，她告诉我，其实她的舌头并不真的是黑色，只不过是因为吃了含碳饼干。因为他们都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所以要常吃这种饼干，听到这话我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的朵拉姨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对她的唯一印象就是橘黄色，记不清那是她的肤色还是她头发的颜色，或者是她衣服的颜色，又或者是火光映照的颜色，但她给我留下暖暖的感觉以及对橘黄色特别的爱恋。
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我的卧室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并且与父母的卧室连在一起。我还记得我卧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奇怪的钙化物。在我出生之前，马克尔住在这个房间里，他总喜欢把一勺勺的西米露甩到天花板上，因为他不爱吃这种黏黏的东西。西米露变干后，就变成一团团粉粉的东西。
还有几间屋子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这些屋子摆放各种东西，比如书籍、游戏用具、杂志、防水材料和运动工具。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台辛格牌踏板缝纫机（这是我妈妈1922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和一台设计复杂的编织机（我认为它很好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妈妈会用这台机器给我织毛袜。我非常喜欢看妈妈织东西，也很喜欢看着那一根根织针平滑地穿过毛线团。有一次妈妈织毛袜的时候，我让她分神了，结果线团散开，线变得越来越长，一直拖到地上。
我们家多余的房间可以让我父母用来招待亲戚，比如博蒂姨妈等人，有时他们会在我家常住。这些房间里最大的一间留给了令人敬畏的安妮姨妈，她很少从耶路撒冷回来（如今她已经去世30年了，这个房间到现在还被称为“安妮的房间”）。当伦恩姨妈从德拉米尔回来的时候，她也要有自己的房间。她可以把她的书和喝茶用的东西放在这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个小煤气炉，她可以自己沏茶。她有时会请我去她房间喝茶，我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乐趣、品位、礼仪和无条件的爱。
当我的舅舅乔在战争中被日本俘虏后，他的儿子和女儿就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乔舅舅过去是马来半岛的一名医生。在战争年代，我父母还会将一些欧洲难民带到家里来。所以，房子虽然很大，但是从来没有闲置过。相反，这座房子里居住着十几个不完整的家庭，不仅仅是我们一家-我父母、我的三个哥哥和我，我的舅舅、姨妈、伯叔和姑姑们也会不时过来住，还有我们家的保姆、护士、厨师，以及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