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编制军衔表上看，我军军官职务的编制军衔，与其他国家基本相当，特别是几个关键职务，如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少校营长等。但从后来实际授予军衔的情况看，多数军官的军衔低于编制军衔。这是因为1955年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当时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即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5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有上将2人，中将7人，少将53人，大校3人；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只有3人被授予少将军衔，70人授大校。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也都低于编制军衔。
军衔制实行了几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据1959年统计，全军师长、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3.5％的中校，97.5％低于编制军衔；团长、政委中，上校只占0.34％，中校占27.66％，少校占66％，还有6％的大尉；营长、教导员中，少校只占1.2％，大尉占86.6％，还有11％的上尉和近2％的中尉；连长、指导员中，中尉占60％，还有近7％的少尉。
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军实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将领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如余立金中将等六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而，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总干部部一般兵种任免部副部长李镜如大校说：“编制军衔是否需要？”海军舟山基地副司令员胡锦弟大校说：“从苏联搬来的编制军衔把政治干部搞得低于军事技术干部，助理员低于参谋，政治部主任低于参谋长……”武汉军区军务处处长侯小风上校说：“编制军衔也是照搬过来的，它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编制军衔？都缺乏慎重的调查研究。二年来拟制、修改、执行的结果，已经充分看出它对我军建设的积极作用不大，相反引起了不少矛盾。”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