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李登辉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