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民主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民主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民主，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