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人权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
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