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
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
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教育部”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