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民主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民主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民主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民主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