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但是这个小班不是因我而设，本来就有了。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因为我底子一直不好，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很容易学，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最怕的就是有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在学校里，班上办壁报，有补白的地方，就让我去写。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写，我会写并不稀奇。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有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以前看到翼云能去读书，我当然很羡慕，进入辅仁中学，我也如愿得偿，心里好过多了。
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
杂读群书
我小时候读书甚杂。我父亲读什么书，我就跟着读什么书，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开头莫名其妙，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对我很有帮助。
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因为我舅舅在看，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父亲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史记》写得很好，有感情，司马迁是“一家之言”。《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左传》更是如此，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
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
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