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牛车、马车、驴车要高。
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
救亡与启蒙
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
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
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