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分布不均。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代。世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们正在进入科技时代，没人知道，10年或20年后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全球化正在影响世界各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迅速崛起对西方各行业和西方的政界领导者影响巨大。
当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领导者们又是怎样应对的？
挑战一 ――雇员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许多公司正在寻找方法使他们的员工更加投入。他们发现，一些最成功的公司会使每个员工都有主人翁意识。他们认为，员工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除了称谓（我是某公司总裁），当他们介绍自己时，他们会说：“我负责……”
2010年，前文提到的戈尔公司连续第13年在《财富》杂志“美国前100名最佳雇主”的年度名单上榜上有名。在欧洲也已连续4年被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名为英国“最佳雇主”。
戈尔公司一直以团队为基础，以平面网络结构鼓励员工承担责任――没有传统的组织结构图，没有指挥链，也没有预定的沟通渠道。
相反，戈尔公司的员工彼此之间直接交流，为自己多元团队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们鼓励自主创新，让所有项目涉及的人员参与决策。他们还围绕项目组织团队，领导者不断涌现出来。所有人都被称为“伙伴”（Associate），并得到家人般的对待。每当一个业务部门的员工人数超过150人时，将会另行组建新的团队，以确保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彼此认识。这种“村落”般的组合不仅增强了生产力和创造力，还有助于增强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挑战二――如何衡量重要指标和发展程度
正如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所说：“可以衡量的事物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能被衡量。”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看到了把重点盲目地放在短期收益增长和一小部分人的奖金上时发生了什么。当只考虑提高数字和表面增长而并不理解其真正后果时又发生了什么。
领导者越来越意识到在确定方向时，不能再只关注经济数字，而要注重结果。有许多推动成功的潜在内部因素值得投入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那些可以用数字和百分比测量的东西。
同样，经济增长会随着当今迅速变化的环境而改变――不能只依赖老办法做事了。有趣的是，为寻找新的答案，有些西方的商学院开始教授孔子开创的儒家理论，学习中国人的智慧和成功经验。
挑战三――管理年青一代
西方管理者有一个共识，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一代很头痛。现任领导者和年青一代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彼此沟通存在障碍，由此导致年青一代的效率低下。管理者之间的讨论反映了其中一些问题：
“当我收到一份年轻人交上来的文件，发现里面有不恰当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时，我总是退回这样的文件，要求他们校对、修改过错别字之后再交给我。他们的反应常常令我感到困惑，诸如‘得了吧！’‘你在开玩笑吗？’‘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最喜欢的一句是‘这是电子版本，您老只需按一下拼写检查键！’。”（来源：道恩 戴克教授）
与老一辈不同，新一代人似乎感觉自己不应该只做基本的工作。有些人权力意识高涨，认为上班第一天就应该参加商务旅行、管理某个部门，甚至出席董事会议。但是，人们也该看到与年青一代共事有以下优点：
他们没有恐惧感，行动前不过多思考，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
具有全球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而影响其他员工更有责任感，更加积极地工作；
坦率直言，你可以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会告诉你，而无须猜测；
天然地具有社交包容性，是很好的团队成员；
具有超强的电子技术认知和技能，有可能为公司创造新的沟通方式，简化流程。
挑战四――重新定义失败
即使在西方，“失败没有关系”也并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箴言。承担风险仍然是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领导者必须不断挖掘自身和团队的潜力，避免自满，勇于变革。如果思维充斥着对失败的恐惧，那么亚伯拉罕 林肯就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爱迪生也永远不会发明出灯泡，我们就会举步维艰，难有创新。
对失败是需要加以衡量和分析的，但失败并非一件坏事，它是不可避免的，它告诉人们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成功的企业家总是甘冒失败的风险。
理查德 布兰森在功成名就前曾在其尝试的43个行当中接连失败。他的第一次成功是16岁时出版了杂志《学生》，接下来在1970年创办唱片邮购业务，然后在1972年开办“维珍唱片”连锁店，并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他已在全球拥有360个品牌产业。
对于失败，要想办法应对，但不必恐惧。西方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变化无法预测，未来无法控制”。这个未来并不是由平行独立的个体组成，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多元共存、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组成。商界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已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应对未来挑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当你被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一书的作者安东尼 乐斯托尔蒂就使用中国的阴阳学说（还有战场推演和认知科学等战略思维工具）帮助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来策划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