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医生们都知道，癌症自然消失的病例是罕见的。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医生给一个人动手术，他们打开病人的身体，发现体内布满了癌细胞，医生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癌症已无法做手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把他缝上，并断定病人顶多能够活六个月。但是五年、十年过去了，那人依然活着，没有癌症的迹象。
你或许会想，医生们肯定会对这样稀有的病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会很仔细地进行研究和调查，但他们没有。长期以来，医生们都坚持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在最近十五年里，才有人对此着手进行研究。现在要想得出结论仍然太早，在统计学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这是从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但是有一些迹象还是应引起关注，即在所有这些罕见的病例中存在的某种相似性，其中之一就是，这些病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倾向。一旦他们被告知还剩下一年时间，他们就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想在来日无多的日子里仍然为IBM公司工作，那真是该死。我想做的只是整修家具，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我仅仅有一年可活了，而我还想同我那个自命不凡的老丈夫度过这一段时光，那才是岂有此理？！”所以，在他们做出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癌症消失了。
这一现象激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心理治疗是否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首先，他们需要找到自愿接受试验的病人。典型的做法是，心理医生走到一个被诊断患晚期癌症、不能再施行手术治疗的病人面前对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愿意参与心理治疗，正视你的生命，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你就可能延长你的生命。”
一开始，病人可能会大喜过望：“噢，医生，医生，你是第一个带给我希望的人！”
于是心理医生说：“有一组跟你一样的病人明早10点将和我们在四号房间会面，你愿意一起来谈谈吗？”
“是的，医生，我会去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10点，那病人没有出现。于是心理医生问那病人是怎么回事，病人说：“对不起，我有点儿搞忘了。”
“那你还有兴趣吗？”
“噢，是的，医生。”
“明天下午3点，在四号房间我们还有另一次会面，你那时有空吗？”
“噢，是的，我会去的。”
可那病人再一次爽约了。于是心理医生又试了一次，最后只能说：“或许你不那么真的喜欢心理疗法这样一个建议。”
病人最终承认：“你知道，医生，我一直在想这事，我像一条太老的狗儿不能再学新花样了。”
责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变成了老狗，有时太疲倦以致不能学习新花样了。对此，医生也是有责任的。我遇到过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们也相信疾病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他们无法想象疾病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能够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树根。
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理的－心灵－社会－生理的综合因素的结果。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先天性疾病或大脑瘫痪。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病例里，活下去的“意愿”也能够有效地延长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
事实却总是相反，也很不幸。当我在日本冲绳的时候，被叫去治疗一个19岁的女孩，一个剧烈呕吐的孕妇——孕期过度呕吐。我了解到她在东海岸长大，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依恋。17岁时被送到西海岸同叔叔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呕吐了，而那时她并没有怀孕。她呕吐得如此厉害，以致不得不把她送回到东海岸，回去后她生活得快乐而健康，直到她同一个士兵怀了孩子，那士兵娶了她并把她带到了冲绳岛。几乎是一下飞机她就吐起来，没几天就进医院了。
如果病人实在病重，我有权利叫直升机把他们送回家去。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病人送回家去，她的呕吐会立刻停止下来。我也知道，要想确定每次她与母亲分开就会呕吐的病因，大概也是没希望了。
再三考虑以后，我决定不送她回家。我对她说：“你已经长大了，知道如何与妈妈分开后生活了。”她有所好转，被允许离开了医院。但是过后不久，病情又严重发作并回到了医院。她又呕吐起来，我再次告诉她，我不会送她回家。她又再次好转可以出院了。然而两天后，她在公寓里突然坠楼身亡。她只有19岁，怀孕4个月。尸检结果，根本找不到死因。当然，我对自己的决定深深地懊悔。但不管怎样，它是我的信念，即在她的生活里，她做出的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决定，我不能让她停留在儿童阶段而不承担责任。所以，她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