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否认死亡的文化里，死亡被看作是一个“意外”。如同那些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事故，突然间击倒了我们，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我们如此害怕死亡，害怕近距离去面对它，以致我们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鼓起勇气来。
把死亡看作是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这种文化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将选择何时、何地或如何地死。这么说似乎令你震惊，但这是事实。我们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将会做出这些选择。我不是在说自杀、车祸或其他什么事件；也不是在说把自己喝死为止的酒鬼，或整日吞云吐雾的肺癌患者。我谈的是诸如心脏病和癌症等生理疾病而且有充分的有科学根据支持我的论点。
大约三十年前，当开胸心脏手术第一次进入临床实践时，它比现在可是危险多了。那么哪些病人最适合做这种手术呢？最终做出决定的，不是心脏外科医生，不是心脏病学家，而是心理医生。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医生在术前访问了一组病人，并根据他们的回答，把他们按风险程度分成高、中、低三个组。在低风险组里，他们发现这些人在谈到自己的心脏手术时会说：“你知道，安排在星期五了，对此我真的怕的不行了。但是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我不能去打高尔夫球，我呼吸一直困难，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熬过了手术和术后阶段，六周以后我就将像好人一样了，从周五开始后六个星期也能够打高尔夫球了。嗨，那是九月一号，我已经安排好我的高尔夫球时间了，我将在早上八点到那儿，草地上还依然会有露水呢。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打每一杆了。”
而在高风险组，一位妇女在谈及她的手术时，她会说：“嗯，关于什么？”心理医生就提醒她说：“你为什么要做手术啊，为什么你需要手术呢？”她会回答：“我的医生告诉我的。”
“手术以后你指望能干什么吗？”
“我没想过这问题。”
“过去八年里你呼吸那么困难，都不能去购物。你不盼望又能去采购吗？”
“噢，天哪，不。这么些年以，我会害怕得不敢开车了。”
如果我没记错得话，通过这项试验后发现，高风险组里40％的病人死去了，低风险组里2％的病人死去了。同样的心脏病，同样的心脏外科医生，同样的心脏手术，然而死亡率差别这么大，而这些，在术前心理医生是能够预料到的。
另一项令人吃惊的研究结果，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医生戴维?西格尔指导进行的。他研究了两组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妇女。第一组给予标准的药物治疗；第二组也接受标准的药物治疗，但是额外地增加了心理疗法。不出意料，第二组病人焦虑、抑郁和痛苦的抱怨明显少一些。虽然有三个病人最终死去了，但通过这项研究，西格尔意识到，配合以心理疗法的那些病人的存活期，要比其他组的人长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