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夹道5
金融资本家搞的7·11，堪比恐怖主义的9·11
2008年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回应《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这些媒体宣扬西方的政治路线图，并将其称为普世价值，声言要用普世价值格式化中国共产党。有媒体就此采访我，直接发问：
“你还相信社会主义吗?”
我答：当然。
续问：你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呢？
我答：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能只是精英好，富人好……
再问：资本主义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有什么不好？
我答：创造短期财富，破坏长期价值，不是真的创造财富。
再问：不懂什么意思，请解释！
我答：您知道9·11，知道7·11吗？
——2008年的7月11日国际油价高达每桶14727美元最高历史纪录，几乎完全重复高盛公司的预测曲线，油价是人为操纵的结果，世界经济是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利润当然是可以短期上扬的，世界却因此更加动荡和不宁。
资本主义7·11推手，堪比恐怖主义9·11黑手，你以为如何？
后夹道6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比中国做得更好
问：司马老师的理论和激情让我深受感动。
我当过“青马班”（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学员，三年前您给我们讲过“科学精神”。那一次，我就十分感慨，尽管80后90后的学生们并不完全理解和同意您的演讲观点，但是您的激情与博学带给我们很多的撞击与思考，我们平时的政治理论课极少有老师取得这样效果。我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想问老师，能不能联系实际具体讲一下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司马南：这个问题应该大家一块来，让我们自由地对三个关键词：“社会主义”、“为什么”、“优越性”，作一番分析和联想。
我个人认为，无论怎样提炼和总结都躲不开两条：
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亦即经济运行体制。今天的中国虽然就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而言大大的低于当年，但是中国今天依然是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国家可以有效地实行宏观控制。这就导致了一种世界上任何人不得不重视的经济力量拿在我们的手上，此为“硬实力”。
“硬实力”是其他的东西不可替代的。
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模式，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建设，结果导致连续的长期的政治局面的大体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稳定。
大力培植市场经济活力，但随时可以形成拳头集中使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这个模式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聚沙成塔权威尚在的中共领导下，实现社会发展社会进步乃为事实。我以为，直接归诸力量、能力、效率等显现国家实力与国家善治的指标，中国的这些优势，至少与同等条件的近似条件的其他体制相比，无论我们怎样谦虚，也不差啥。
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同等条件下，有谁比中国做得更好？
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同等条件近似条件呢？
因为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可比。
所谓比，必须具有同一性。只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概念，当然可比，但是不计条件简单地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去比，就有问题啦。
问题在哪里？
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乃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又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承继者。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建设更高类型的文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在物质条件上显然是不同的。有人不懂这一点，有人故意混淆这一点，只要看到中国在某一方面不及美国，便以为找到了社会主义不及资本主义的证据，这岂非是另一种类型的“姓社姓资”的误区？
后夹道7
警惕有人以“垄断”和“权贵”羞辱国有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亦即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得足够多了，今天我想稍多讲几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核心讲一讲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
眼下有一股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他们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时髦原理，致力于搞掉中国的国有经济，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以“反垄断”的名义来误导群众蛊惑人心敌视国企、削弱国企，以“权贵资本主义”的罪名来羞辱国有经济，声讨国有企业。这股汹涌的潮水一次次地冲向国有企业的堤坝，以舆论先导，以理论攻坚，某些社会思潮和变了味的维权运动也被他们拿来当成了武器。更令人震惊的是，立法过程竟然也被他们渗透和利用，作为妖魔化国企削弱国企的手段。
大家知道所谓垄断，系指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从自由竞争过渡到集中，集中到一定程度即为垄断。列宁认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名，列宁著）。
中国的国有经济压根就不是这么来的，并没有这么一个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到集中，再到垄断的过程。因此从发生学的定义来看，指控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垄断行业，完全没有道理。
妖魔化国企，有一个貌似正确的说法，即国企处于普遍效率低下的困境中，你国企，你闹不好嘛，所以今天你的效率提高了是了沾了垄断的光和权贵的光。
这显然是颠倒是非的混账逻辑。
众所周知，国企的困境并非原罪，并非是基因里带来的，而是在改革进程中因为你执行以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导向的政策措施才造成的。
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国企与私企遵循着不同的效益目标，面对着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和不规范的市场竞争。国家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并要求其上缴利润，竭泽而渔的政策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更加上国企的负担超重，前有老职工，后有小社会，被捆绑着的一条大虫，如何与小泥鳅一样灵活？但是，只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旦形成，国企的活力一样会尽得显现。
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旨在洗劫国企的所谓改革思路，西方经济学一味地强调“明晰产权一抓就灵”，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要离题万里。流行的抓大放小企业改制，厂长持大股，产权是明晰了，职工的主人公主体地位却不清晰了，如果你是职工，你会有积极性吗？大家没有积极性，企业能搞好吗？更要命的是，借着改制的机会，那些真正亏损的国企无人问津，那些效益好的职工尚可吃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先被厂长们、地方豪绅们“明晰”了。这种改制，好比先行栽赃，然后一哄而上的流氓地痞抢劫，国企职工为此心里流血脸上淌泪，我的老家吉林通化钢铁公司，通钢事件就疑似这样的故事。
一句话，有人把国企妖魔化的目的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的过程则完整地体现舶来民运的意识形态化色彩。
后夹道8
“国有居主导，感谢国民党，首功委员长”
问：同样是列宁党的模式，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经济政策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搞一党制、领袖唯一制，但是它不青睐国有，致力于搞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必然在政治上导致多党制民主的产生，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对于中国社会的感觉更符合历史潮流？
司马南：您的论据本身可能有问题。
历史地看，中国的国有经济能居于主导地位，必须要“感谢国民党，感谢蒋委员长”。此话怎讲呢？
现在不少人有与您近似的误解，以为当年的国民党是搞市场经济的，只有你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才搞计划经济，其实这大错而特错，大大地不然。章百家教授讲过一段极有趣的史实——当年的国民党人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了，只能先搞计划经济，待发展起来以后，搞自由经济不迟；而共产党人虽然在理念上认为计划经济是先进的形式，但是同样看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共产党的分析判断是，中国刚刚建国搞不了计划经济，在新政权建立后不得不保留市场经济，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期待而后再过渡到计划经济。
正因为国民党当年有这样的共识，其经济理念便致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致其官僚资本比重不断得到加强，直至殊为庞大，一制独大。抗战结束之后的情景，大家不是在《潜伏》里看到了吗，天津站的余则成在吴站长的授意下，可以打着保密局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到婉秋叔叔的家里豪夺诈取，婉秋的叔叔笑脸相迎不敢龇毛，因为他当过汉奸啊，要钱还是要命，这道理他懂。
抗战胜利后，加上接受汉奸逆产，主要是接受日资的因素，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砰”地一下搞了上去，竟然占到了全国总资本的一半以上。
好嘛，国民党财大气粗猪头很肥，却离心离德不经一打。
溃败台湾之后，共产党顺序没收、接手国民党庞大的官僚资本，就此奠定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你说这是不是应该感谢国民党啊？
感谢归感谢，一码是一码，蒋介石先生在退败大陆之前，裹挟走了能够拿走的所有的箱笼细软，要不然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基础会更强更坚实一些。
除却接手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以外，中国的国有经济正根儿是革命根据地的国营企业。1956年，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建立一批新的国企。以上述诸项加起来为基础，新中国不断地追加投资，经过60年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构建起了新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
了解了新中国国有企业的由来，大家不难发现，攻击国有企业垄断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国国有经济从来由分，可以分为A、B两大部分:A来自新中国建立时的胜利成果;B来自于中共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奋斗所打下的逐渐殷实的家底。A也罢，B也罢，均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垄断沾不上边。
不沾边的事说得跟真的一样，为什么呢？意义何在呢？
诸位有所不知，搞垮了国有企业，就搞垮了国有经济，搞垮了国有经济，就搞垮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垮了，当然有人就“不战而胜”了。
后夹道9
“国有经济退出所有非公共事业领域”根据何在？
问：国有经济也不能一花独放一家独大呀，你把好做的都自己做了，垄断战略资源也行，可是你的比重太高了，这不是与民争利吗？民主国家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司马南：一花独放一家独大这恐怕不是事实。
在丑化国有经济的过程中，某些人的手法与搞垮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即拿出来一个标准，作为“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身上量来量去。遗憾的是，他们太缺乏新意，所谓标准，只能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模式。譬如，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15％，于是他们便神色慌乱地大叫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太高了；譬如，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发表文章，公布所谓“研究成果”，要求中国“国有经济退出所有非公共事业领域”。
凡事得讲理，大也罢，小也罢，这个理只要你一讲，就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法律。诸位不妨说说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律连为一体，具有最高权威性的文献是什么？
宪法，对的。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毛主席喜欢用的词叫“根本大法”。但是，国家宪法1954年才有的，那么宪法产生之前，缔结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呢？那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啊。
这个《共同纲领》诞生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前，确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架构。从宪法学的角度说，这个《共同纲领》要旨属于宪法精神的一部分，具有相应的宪政效力。
该纲领第二十八条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共和国的构建者最初的框架中，凡属经济命脉，凡属国计民生，“均应统一经营”，并且寄希望于规定其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让我们从60年前闪回，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比重大大降低，天上乌压压地飞的全是私企、外企，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从何谈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保证？在国家遇到危难时，雪灾、地震、大旱、洪水，作为国有企业，义不容辞地无条件地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作为私企、外企，人家伸手那是仁慈善举，人家袖手，你能奈他何？私企、外企通常不能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了，私企更多地讲契约，按照契约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企业谋利是天经地义的。极而言之，你有难处，正是企业发财的时候啊。
在人民有需要的时候，要真正实现那个“不惜一切代价”、“人是最可宝贵的”理念，国有企业的财力是最直接的基础，国家的“强有力”还是“弱无力”赖此而揖别。
并非仅仅为了应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具有足够力量实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以缩小贫富差异，并在控制失业和通胀等方面稳定宏观经济。在一个表面讲什么普世价值，其实民族国家原则盛行，丛林法则盛行，而且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格局面前，国家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民主与民生的前提。
以民主名义削弱国家动员能力，以市场名义掐死国有企业，进而削弱国家公共财政能力，分明是饮鸩止渴，完全不可接受。国家不是“强有力”的，就是“弱无力”的。姑娘弱无力、娇无力，多元的病态审美观之下，或有价值，林黛玉嘛，年纪比诸位还小的宝玉哥哥看着赏心悦目。但是，国家绝对不能如此审美。
这不是与民争利问题，恰恰是执政党人欲把民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必须采取的路径和办法。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华尔街的金融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祸害全世界的次贷危机还会发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