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西特韦尔的仆人圭多·马斯蒂负责保护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当时的价值是3.2亿美元，马斯蒂所得的报酬是每天17里拉。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待在城堡里。据说，1943年，乌菲齐美术馆当时的馆长切萨雷·法索拉，为了保护他所爱的油画，曾步行穿过蒙特古弗尼的战线。更加超现实主义的是，有多达2000个难民“从远达埃姆勃利和佛罗伦迪诺城堡的地方赶来，涌进蒙特古弗尼城堡的地窖和地牢，就是因为蒙特古弗尼城堡在人们心中恢复了作为要塞的古老声誉”。当时，连续十到十四天内，那里聚集了两类人：一类人是饱受惊吓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蜷缩在黑暗的地下，这里无论如何也是相对安全的。另一类人在地面上，处境非常危险，他们是世界文明的绘画作品，他们被高高地悬挂在涂着颜色的房间和大厅里……接着，德国人来到了，占据了城堡，这些绘画作品就变成了难民。德国人住在地面上的屋子里，经常威胁要破坏这些作品，但是法索拉和圭多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护他们。德国将军一走进城堡，就扬言威胁说，这些伟大的帆布画挡住了他的道，应该把他们都烧掉。此时圭多只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身份，带着他们民族特色的雄辩语气对他说：这些画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收藏在蒙特古弗尼城堡的作品几乎都未遭到毁坏；只有一个圆形的吉兰达约①作品例外。德国人把它当成了桌布，因此它就染上了酒、食物以及咖啡的痕迹，上面还有刀子的划痕。
埃里克·林克莱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艺术奇遇记》里回忆起，在德国人刚刚逃走后不久，他与BBC的战地记者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一起抵达蒙特古弗尼城堡时的情景。“一些难民一直睡在城堡里，”他写道，“……他们欣喜地觉察到了我们的兴奋情绪，回应的声音里透着活力，有几个人开始大声地打开百叶窗……沃恩·托马斯大声喊道，‘乌且罗！’”
我也立刻大喊道，“乔托！”我们静静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心里既惊讶又高兴……我们距离他们越来越近，难民们围到我们周围，骄傲地大喊……然后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喧闹声，兴奋的尖叫声，听到沃恩·托马斯口中喊着“波提切利”，就像一个山上的猎狐者在宣告猎物出现时的声音。我跑过去看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在《白桃花心木》前停了下来。
对那些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国人来说，二战前备战的那几年是难熬的岁月。由于墨索里尼的上台和阿比西尼亚的入侵，意大利突然出现了不容异说与民族主义的紧张气氛。对此，小说家西贝尔·贝德福德——当时他在意大利是一个少年——有着敏锐的观察：
当他们的统治太糟糕时，他们就逃避；躲在个人关系中，家庭关系中——你既能在那里看到忍耐与勇气，也能找到无数良行义举、奉献精神以及荣誉感。在政治问题上，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爱卖弄炫耀，当应该坦诚时，他们耍小聪明，当需要回家思考时，他们花言巧语，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做到不用背叛的妥协。
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当然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墨索里尼引进的改革非常严厉，民族语言的词汇中不允许出现外国单词。根据阿克顿的回忆：“司机一词由原来的chauffeur换成了Autista，albergo酒店，以及意大利的一半酒店都必须以法西斯的方式重新命名，除此之外需要易名的还有各种各样表示英国的雅称，如Albions，Bristols，andBritannias……等等，还包括所有对伊甸园的称呼……”当时一个意大利语的节目“主人的声音”大肆渲染“路德维希·贝多芬”、“沃尔夫冈·莫扎特”和“弗朗兹·舒伯特”的作曲。可以想象，这些排外仇外者最容易因为佛罗伦萨的“英国茶室”和“古典英国特色”的店铺为理由，在佛罗伦萨找到目标。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涂着“战争很美丽”的标语提醒人们，由于人为造成的里拉的通货膨胀，使得大龄的英国女士们的收入减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最初，给阿克顿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在陶纳布奥利街上巡逻的“超级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他们就像是商店橱窗里的商品，被搬到了人行道上去视察每个行人的脚踝。他们大声地讨论，声音大得足以让别人听到”。现在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失业者”就像他们以前热衷于钮扣孔、润发油和鞋罩一样热衷于穿黑衫党员的制服。甚至一天下午，连阿克顿的母亲霍斯顿也因护照有问题被扣留起来。阿克顿老夫人被关了三天三夜，“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夏裙，也没有带牙刷，周围是妓女和其他一些名声不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