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佛罗伦萨生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你住在这里时，你几乎再也不会去欣赏那些艺术了，除非你的亲朋好友过来时，你陪着他们去。人们很难想象奥维达和珍妮特·罗斯以及其他英裔佛罗伦萨人定期拜访碧提这样的事情；他们整天都忙于互相辩论和闲谈。同样地，居住在佛罗伦萨的当代外乡人，虽然能够经常感受到身边艺术气息持续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撞击，但他们其实还是与这些当初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艺术遗产保持着很远的距离，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受到这些遗产的影响。不是他们看不到这些艺术，仅仅是因为一个想法总在脑海里盘旋，他们总是在等着有那么一天，某种无法言表的动力——比如合适的天气，突然出现的兴趣——促使他能够自发地去拜访卡米耶圣母堂，或者圣马可广场，或者美第奇·里卡尔第宫…… 当然，他们忘记了艺术作品并不是不朽的这一事实。他们无法幸免于人为或者自然的灾难。1993年，一枚炸弹毁坏了乌菲齐美术馆的部分建筑。4月找到公寓住之前，我们一直住在旧桥和奎西萨那膳宿公寓，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曾在那里取过部分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膳宿公寓，位于一个宫殿的上面几层，面向着阿尔诺河，其中有几扇门是沿着乌菲齐下来的。那里有一个荒废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豪华的门厅。经常能够看到里面的一位老妇人，猜想应该是房屋主人的妈妈或者祖母。房间里的电视总是开着，但老妇人对此却熟视无睹。我们要横穿过几段矮楼梯（既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方向），三个不同宽度的走廊，还有一间铺着白色地板、摆设着一架钢琴的沙龙大厅；1958年福斯特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后记中写道，战争过后，沿着阿尔诺河的部分房子被“重新组合，重新改造，好像都被重新冶炼了一番”，其中一些的外形被扩大了，另外一些则缩小了，因此“无法辨认出房间在半个世纪前的浪漫色彩了”。我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去圣斯蒂芬诺教堂听俄罗斯钢琴家贝拉·达维多维奇的独奏音乐会，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又遇到了她。原来她也住在旧桥和奎西萨那膳宿公寓。当我们向她成功举行音乐会表示祝贺时，她脱下右手的手套跟我们握手：这让我们想起，不久前，大多数的女人平常都是戴着手套的。
但是那次的旅程中经常下雨。（皮诺·奥廖利开玩笑地说，著名的托斯卡纳春天就是持续不断的潮湿的下雨天气。）我们找到了一处寓所，计划7月初回来住，然后就飞回家了。5月27日的晚上，我回到了美国，打开电视时就看到新闻中报道，乌菲齐外面一个汽车炸弹发生了爆炸，有三件油画、三十多件其他艺术作品遭到毁坏，另外还有严重的人员伤亡。博物馆以及周围的许多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其中包括旧桥和奎西萨那膳宿公寓。那家膳宿旅馆因此关闭了，再也没有开放过。
我们住在佛罗伦萨的最初几个月——1993年的夏末至秋季——为了看到那次爆炸留下的金属和塑料残余物，我们经常步行穿过一个镶嵌着红白胶带的粗糙的脚手架篱笆，到恰阿所·巴伦塞利尽头。沿着露西·霍尼彻奇曾经与拉维希小姐一起迷失过的街道向下走。现在这些街道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石坑，这让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当初曾经在此漫步过的情景。这次破坏的后果之严重不由得让人想起1945年夏天德国人对朗亚诺和圣玛利亚大街进行的轰炸——不过幸运的是，轰炸没有对伟大的作品造成破坏。从1940年开始，纳粹政府就带着令人惊讶的深谋远虑，开始考虑一旦战争爆发，应该怎么保护这些艺术品。他们把一部分雕像垫起来，连同青铜制造的洗礼门一起移到了波波利花园里一个水泥制造的隐蔽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被放置在学院美术馆里由砖头砌成的地窖里。许多油画都被搬出了佛罗伦萨，保存在乡下一些大庄园里，其中有蒙塔格纳纳庄园、保普阿诺庄园以及蒙特古弗尼城堡，后者曾为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的父亲，乔治·西特韦尔爵士所有。西特韦尔在他回忆录《左手，右手》第四卷《隔壁房间的笑声》里，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蒙特古弗尼城堡作为收藏地。
因为它位于一个偏僻的地区，不过最重要的是，它的主要房间的窗户与门都非常大，大到足以能够容纳最大的油画……在这里，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前几天时间里，进行着最罕见的家庭聚会……其中1942年11月18日第一批到来的油画作品有乌且罗①的《圣罗马诺的战斗》、契马布埃②的《第一次登基》、乔托的伟大作品《圣母》以及波提切利的《白桃花心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