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搬迁计划得非常周密。首先，工人于1873年横贯西尼奥列广场铺设了一条铁轨。铁轨右拐至卡尔查依欧利大道，围绕大教堂一周后，向左急转弯至可可莫洛大街（西瓜大街，后来改名为里卡索利大街），然后达到终点站学院美术馆。铁轨刚铺好后，《大卫》就立刻被从他的底座上提升起来，再被放低，放到了一种电车上。人们用木制的脚手架把他高高地举起，避免他的脚接触到地面。终于，7月30日他开始了去新家的旅程——尽管这段旅程人步行只需要十或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大卫还是花了七天才抵达目的地。为这次搬迁所作的一个图表发表于1874年1月，该图表显示，只有《大卫》头上未雕刻的石块的上半部分伸出了车子的木墙，能够被看见。他著名的转头动作以及犹豫不决地注视左肩的眼神——在这张图片中都发生了变化，看起来仿佛他对自己所熟悉的唯一家园的渐渐远去非常苦恼。这次搬迁举动并没有赢得所有人的满意。1873年8月1日出版的GiornaleArtistico中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文章感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再也不会出现在西尼奥列广场上了！”“它被用防腐药物包装起来，放在了一个由木头与铁块制成的新式装置里，正在前往它的葬身之地，那个丑陋的巴里学院美术馆的艺术墓地。”同时期发表的一幅漫画里，《大卫》弯着腰，从他的箱子里探出身子来，做出要和想当然地为他安排了这次搬家的戴着帽子的纨绔子弟们理论的样子。有人给公共教育部长写信抱怨那个装载《大卫》的车子“不够体面”——实际上，他的大理石身体所遭受的那些日积月累的风吹雨打都没有这样让他有失体面。虽然当《大卫》被安全地放置在学院美术馆后，这些异议之词慢慢地消失了，但是对《大卫》搬家后在广场上留下的那个空白位置人们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10年决定在此处重新竖立一个《大卫》的大理石复制品后人们的抱怨才算告一段落（佛罗伦萨人做事的节奏比较慢），以至于今天的许多游客不知道真相，还高兴地以为看到了真品。
那些更聪明的游客，当然也是更有勇气的游客，为了一睹《大卫》无法复制的真我风采，在学院美术馆的外面排着队。现在他被放在了一个讲坛上，他高高在上的傲慢模样引起人们的敬仰，不过实际上——尽管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脸上的脆弱表情好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了。这也许可以归因于岁月的变迁，归因于他的左臂上留下的永远伤痛，以及1991年一个破坏者对他左脚的第二个脚趾进行的伤害。我知道，想要研究出创作者的动机，就要去研究这个雕像与圣经形象在身份上的差别，还要研究用来雕刻它的那块大理石；的确，应该说这个雕像是有意识和知觉的。怎样才能复制出这种——既沉重又脆弱的——意识与知觉？这块石头拥有什么样的记忆？只能靠我们自己想象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到访佛罗伦萨是因为它是艺术之都。1982年，我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参观，把这个城市里所有艺术遗迹几乎看了个遍。那里忽冷忽热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因为我刚刚还身处于炎热的广场上，一会儿就来到了清凉的教堂中，教堂中的光线如此昏暗，以致我不得不适应几分钟后，眼睛才能正常看东西。四天的旅程结束之际，我已经把我的艺术史教授所告诉过我的，这个城市的所有艺术之地都看得完完全全：我欣赏到了无数的壁画和祭坛装饰品，花了几个小时好好地逛了逛乌菲齐长廊；我还爬上了波波利花园里陡峭的羊肠小道，以及歌剧院的楼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这个楼梯能够通往劳伦图书馆，而沿着这个螺旋型的楼梯还能直接上到大教堂的房顶上。要问我看完这些后的感受，只能用烦躁不安、无所适从来形容。这就是司汤达综合征：佛罗伦萨如此丰富、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打乱了我心里的平衡状态，结果我不得不决定临时缩短我的暑期度假行程，飞回了帕洛阿尔托。因为我需要那些平凡的美国式东西来平复我的心情，让我得以找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