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而沉痛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产权明晰”与私有化无限执着的背后有着重要的利益动因，这就是攫取国家财富与国有企业资产，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当初炫耀的成功，如今已无法掩饰国家与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

职工权益被漠视。由于国企改制核心放在产权上，相关政府的管理者与企业经营者以及其他投资入股者暗箱操作，主导着企业改制的全过程，而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发言权。由于股东权益至上，一旦政府管理者与相关股东达成协议后，股东便有全权处置企业，职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而被随意处置。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体制下，改革的成本几乎完全由职工承担。有多个专家研究，90年代以来在“产权明晰”政策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为激进，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为维持基本生存、生活而艰难奔波。

国有资产巨额流失。国内有众多经济学家鼓噪，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所发表的审计报告显示，国有企业转轨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一部分人通过产权改革出现的漏洞一夜暴富。在产权由“模糊”到“明晰”的过程中，由于绝大多数为暗箱操作，国有资产被贱卖比比皆是，郎咸平教授所揭露的《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当然只是冰山一角。若国有资产真是流到民间，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贡献倒是一种安慰。但是，“产权明晰”不仅停留在私有化，还有更重要的国际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1]政策的必然要求。私有化只是为国际化做好铺垫，让发展中国家财富“自由流动”，流到国际垄断资本的腰包才是目的。所以，不难看到，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都是将财富流向境外的“成功范例”。韩裔英籍学者张夏准可能一语道破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被贱卖的玄机，他认为“腐败官员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私有化的动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与他们的继任者分享贿赂，能立即‘兑现’未来所有的贿赂流（bribery stream）”。[2]

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被严重侵蚀。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国有企业被大规模私有化，工人大批下岗，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被严重侵蚀。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市自豪地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还讨论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政绩推动下，资本早已取代劳动成为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资本成为政绩的代名词，而劳动者则成为“麻烦制造者”，越来越多富人进入地方人大与政协，参政议政，政权的性质在地方层次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告诫：“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

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鼓吹“产权明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目光短浅，只看中经济利益与成本，忽视了社会效益与代价。私有化的结果最后无不是以私有垄断代替国有垄断，而实际表明，私有垄断除了利己效率提高外，并不能保证在财富创造上比国有垄断更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私有化过程必然伴随腐败滋生、失业增加进而诱发犯罪与暴力上升、社会矛盾凸显甚至是社会政治动荡。

国企改制使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日趋严重，在被改制的企业，那些有幸在岗员工，其薪金也往往被压低到生活基本保障线。通钢集团工人之所以“闹事”，是传言被建龙集团控股后，要辞退数千名工人，并削减薪金（此前在职员工一度每月只有二三百元），而新任总经理的年薪至少有300万元。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国有企业改制后，无论假公还是真私，企业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成长，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悬殊巨大，当然与买断、辞退职工的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断加剧社会矛盾。近年来，由企业改制导致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而且“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越来越多，清晰显示社会矛盾正日趋尖锐。

贻误国企同时也贻误了民企的发展机遇。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国有企业亏损70%左右与经营管理松弛有关。由于“认定”国有企业就是搞不好，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门心思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造，而没有在企业治理上多下功夫。很多地方政府将国有企业当作一种包袱尽可能、尽快甩掉。有经济学家鼓噪，“卖掉了企业，政府甩掉了包袱，今后不再有补贴性支出，不再有人天天找上门来要钱、要物、要安置，不再天天发愁去解决国企内一大堆头痛的问题……里里外外，减支增收，比拖下去不卖要合算得多。”“冰棍理论”认为，与其让国有企业的资产逐渐的“消融”掉，不如让它被民营企业兼并。众多类似格林柯尔的民企感悟为商有“终南捷径”，终日盘算从国企那里获取各种资源，千方百计进行政府公关。2005年一场规模宏大的国资流失大讨论在全国尤其是互联网上掀起，国企改制成为官商勾结的同义词，一些民企的贪婪与官员的贪腐结合，导致“国退民进”之路遭受广泛的质疑，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反而吞噬了民企的健康前进之路。在2004年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后，民企进入一些垄断行业的渠道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