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商人都已经破产，而他们是最具有现代思想和倾向西方的集团，也是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他们的势力日益削弱，国民党极右翼开始成长。由于失去了资本和生产方式，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工薪阶层也失去了生计，只能靠日渐孳生的黑市投机和贪污受贿过活。由于节节败退，军队不但武器装备缺乏，而且士气低落，指挥软弱无力，这使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苛捐杂税和兵役让乡村贫困凋敝。不断爆发针对地主和官员的武装叛乱。一场灾难性的大饥荒首先出现在河南。不满导致镇压，而镇压又导致更多不满，这助长了对立，很多人开始倾向共产党。政府由于感到不稳定而惶惶不安。重庆和昆明街头拐角处的混凝土机枪掩体不是用来对抗日本人的。1937年到1938年间那场了不起的爱国主义高潮曾经让日本人无计可施，但是现在已经由于人们疲惫、受到压制或者有人投机而消退了。蒋介石的魅力和他超人的政治技巧（史迪威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为精明的政治人物”；“不这样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使得国民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它无视日益扩展的溃烂，用逃避来麻醉自己。
在重庆的有些美国人，特别是早期曾对国民党怀有憧憬的那些人，用他们其中一位的话说就是，后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厌恶，甚至是仇恨”。另外一些人，比如高思大使——正如史迪威在拜访他时所发现的——则只是感到“厌倦了”。这位前驻沪总领事曾经因为对抗日本人而出名；他在这个国家做了三十年的领事工作，但并没有变成在某一方面有强烈情绪的亲华人士。他的很多领馆官员会说、甚至会读中文，加之他们交游广泛，结果他的领馆对中国事务是最为了解的——但他也常常被华盛顿的决策者和特使们所忽视。他不像职业外交官那样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由于他一直做领事而且不讨人喜欢，他未能像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和约瑟夫·格鲁那样挤进白宫。他一本正经，其貌不扬，抽起雪茄来一根接一根。他不能容忍东方人转弯抹角讨好的样子，是个“很难糊弄，思想深刻，直言不讳”的人。他老喜欢说中国“对我们来说价值很小”，但却可能成为“大包袱”。中国人觉得这个西方人难以琢磨，叫他“铁面如来佛”，不喜欢他，正像他一位同僚说的，“因为他态度冷淡，老说不”。
史迪威在重庆遇见的老朋友还有曾经作为《时代》记者陪他回到缅甸的杰克·贝尔登，以及国防部部长及总参谋长何应钦；对何他曾经正式拜见过。何应钦在革命前在东京讲武堂学习时跟蒋介石同学，后来在黄埔军校跟他一同工作，北伐战争时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当时他在部队中的绰号是“老奶奶”），后来他们一直在一起。他身材矮小、结实，态度圆滑，一张圆脸老挂着笑容，长着一张小圆嘴巴，还戴着一副圆眼镜。他只效忠蒋介石，认为他作为总参谋长的任务就是通过操纵各个派系、控制供给和资金让部队保持忠诚。尽管他十五年来一直克尽职守，成效不小，但是按西方的标准看，他没有积累多少可服务于他上级的现代军事知识。必须同他进行会谈，而用多恩的话说，这些会谈不过是不断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不住地喝茶”而已，仿佛他用客套、繁文缛节和拖延筑起了一面墙似的。史迪威3月5日见他时觉得他“很让人愉快”；他们是用汉语交谈的。
3月6日他向蒋介石报到，当时有关指挥的问题让他“精神负担很重”。他认为可以通过进攻夺回缅甸，同时还认为发动攻势在达成关键军事目标的同时，还可以让中国人恢复自信，此外这对他失去“运动员”行动的指挥权也是一种补偿。他发现蒋介石的确想让他在缅甸指挥，而且似乎愿意打，这让他如释重负。蒋介石对英军的动机和意图“疑虑极大”，同时也“对英军不断撤退和无所作为感到厌倦”。史迪威告诉他“我们跟他是一伙的，愿意听从他的安排”。他还对蒋夫人保证说陈纳德不会被冷落。她对陈纳德的地位很担心，还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已经按规定辞职。会谈结束时，蒋介石同意第二天为指挥缅甸作战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史迪威离开时认为他可以回到缅甸去开战了。“现在我不必每天醒来时感到郁闷，并琢磨怎么能为他妈的自己的存在找点理由了……我不清楚自己算是什么，不过商震说我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可是后面两天毫无进展，不断跟中国人会谈，可是会谈的结果总是各种形式的可怕“等待”。在等待的时候，史迪威为缅甸的战略和中国行动拟订了计划。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的3月7日，日本人进入仰光），他考虑可以让中国第五军和英军一道通过发动强大的反攻把仰光重新夺回。一旦不成功，联军可以退至曼德勒以东的高地，那样可以威胁任何企图北进日军的侧翼，并固守缅甸北部。最重要的是，要“制订出英国人可以接受的计划”，但问题是这些计划只能凭空制订。没有人知道日本有多少军队投向缅甸，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准备发动进攻，还是已经很虚弱，不可能再发动进攻。这些估计都仅仅是猜测而已。
在中国工作的重点是启动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可是到现在训练哪些师还没有确定。史迪威想在保证缅甸安全之后在中国发动攻势，清除汉口的敌人，这“可以让我们处于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距离内”。他想通过双重包围夺取汉口，由美国空军对中国地面部队提供支持。他在临行前交给马歇尔的长期战略计划中写道，“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空中支持”。同样需要优先考虑的还有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部队。
要把松散、羸弱的中国军队造就成一支善战的力量，唯一的有利条件便是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中国军事体系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不利的。中国被分成有独立指挥权的十二个战区，这是为了使日本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这增强了地方势力，军队长久被视作政治砝码，甚至成了战区司令的私人财产。这还使实力最强的各师分散各处，结果即便现在有抵抗日军的意愿，却无法组织一支强大的力量。现在缺少抵抗日军的意愿，因为中国人觉得他们打日本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该轮到别人打了；部分还因为地方势力想保存其军队的实力，而中央政府则想把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还由于缺少自信。“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本人。”史迪威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