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借助日本所造成的威胁，要求独立的呼声正在达到又一个高潮。罗斯福非常担心民众会对日本人大门敞开，因此尽管丘吉尔在十二月份曾经对他的提议大为光火，他还是再次敦促英国对印度人的要求作出一些让步。同时，急于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蒋介石也在二月赶在史迪威到达前访问了印度，试图联合印度人抗日，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结果。印度国大党非但没有被蒋介石所说服，反而想利用他给英国施加压力。甘地（Gandhi）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盟国对待他的态度来看，蒋介石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甘地说：“他们永远不可能自愿地平等对待我们印度人。嗨，他们甚至不让你们的国家参加谈判。”蒋介石被刺痛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在为不让中国参加主管军火和物资分配的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而忧心忡忡呢。他在经宋子文转给总统的信中引用了甘地的话，并接着说：“如果我们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就得到如此对待，那么在和平会谈时我们的地位又会怎样？”这样的诘问并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尽管总统思想上愿意平等对待蒋介石，但是那还没有到让他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的地步。
至于印度，蒋介石指示中国驻伦敦大使转告丘吉尔：“我个人对印度的军事、政治形势感到震惊。”并说如果事情得不到立刻解决，那么日本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他认为要想避免这种结局，只能主动将实权交给印度人。这个建议并没有受到丘吉尔的欢迎。
史迪威一行于3月3日离开加尔各答，以完成去重庆的最后一段行程。他将在重庆建立司令部，向蒋介石汇报，而且还希望能够明确他对中国排驻缅甸的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问题。第六军是由不满员各师组成的二流部队，正在缓慢南下，但是到3月1日它还没有抵达掸邦；它按计划将要接替准备从那里撤出的缅甸第一师。第五军要强得多，包括一个满员摩托化师再加上炮兵，因此不管中国多么急切地想守住缅甸，蒋介石并不愿意放手这个军。整个2月他都在拖延，直到3月1日他才命令第五军的一个师出发，但是其他两个师仍然按兵不动。
史迪威第一阶段的行程是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他飞过了开阔的、水道纵横的和暗褐色的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三角洲和阿萨姆邦（Assam）郁郁苍苍的山岭，并在飞越缅甸的黑黝黝的山脉后抵达腊戍（Lashio）。在专供外国人聚会之用的传教士建筑波特大楼（Porter House）里他遇见了蒋介石；蒋由夫人陪同，是专门为缅甸战役发布指示来的。委员长热情地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是跟他的谈话很简短。他跟史迪威上次见到他相比变化不大，外观还是跟抛光的石头一样坚硬、光滑，看不出经历过什么磨难或者忧虑。他强装笑脸，但眼神里流露了真情。他身着笔挺的、扣子扣得很高的咔叽军服，只有在家里他才会换上一套普通的黑色中国长衫；为了掩饰白发，他剃了光头。史迪威默默观察着；像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喜欢到台上演讲，于是他便走向波特大楼的门廊开始对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发表讲话；他们紧张地肃立着，聚精会神地听着首长那尖利、短促、时断时续的讲话。
在委员长的随从里史迪威见到了老友商震将军；他是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现负责与中国盟国的军事联系。商震担任这个任务非常合适；他直截了当又性情随和，史迪威跟他交谈不必绕弯子。不过他并不属于委员长的亲信；实际上他们彼此并无好感，经历也很不相同。商震出身于官宦世家，直到1927年北伐时才加入现政权，但仍然有些超然，比如他对史迪威说委员长“太自私”。他之所以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高级将领中唯一能够熟练说英语的，其他人都必须使用翻译。蒋介石随行人员中另一位老相识是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他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负责处理与媒体的关系，起草各种言过其实的公告。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曾经写道，他“圆滑，虚伪，不断表示我的到来让他多么高兴”。
在停留了一个小时之后史迪威继续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中国；这个历史很久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DC-3运输机，驾驶员中只有一名合格的中国驾驶员，其余均为美国人。旅程的第一段是沿着滇缅公路上空飞行，两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在那里史迪威住在陈纳德的驻地。第二天早晨当陈纳德飞来之后，史迪威开始第一次商谈有关他指挥的问题。“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后他平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队]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他愿意服从我指挥。真是如释重负……他没有问题。”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第一个麻烦来自飞行员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反对并入。
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颠簸飞行，其间“中国乘客都呕吐了”，之后他们一行终于到达重庆。他们走下飞机，踏上两千英尺长的、位于长江边上的混凝土降落跑道。史迪威“又艰难爬上”三百六十五级石阶后才到达安排给他的住宅；这是宋子文建造的西式楼房，原来由拉铁摩尔住，现在他已经回国。重庆位于伸入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个岬角上，史迪威的屋子在靠嘉陵江一面，一层楼跟街面齐平，其余三层可以俯视江面，就像旧金山的房子一样。有一个屋顶阳台，上面是一些布满尘土的花和一个游泳池，那里景观壮丽，可以看到江上往来频繁的船只。后来这里还配备了戴笠提供的服务人员；戴笠是中国式的、集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于一身的人物。
重庆有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一年有三个季节遭到无情轰炸，却没有皇家空军那样的力量可以保护其公民或者教训敌人。人们所依靠的只是在岩石中挖凿的防空洞和在自由中国边缘地带所设置的烽火台式的接力报警系统。这些年来他们独立支撑着，很有尊严地继续抵抗，但是痛苦和厌倦都在增加。由于战时大量人员涌入，重庆的设施捉襟见肘，跟过去比更加不舒服、不卫生，供给更缺乏——而天气还是一如既往：夏天炎热潮湿，其他季节老是下雨，到处泥泞不堪。遭到炮火袭击的房屋摇摇欲坠，到处漏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到处污秽不堪，臭气熏天，老鼠夜间到处乱跑。职员和工人收入很低，营养也很不好，以至有些美国记者相信“财政部长之下再也找不到肥胖的中国人”。通货膨胀加剧（史迪威曾经写道“苦力动辄要五十块”），官员们则吃得很好，大发横财，而政府则毫无节制和计划地发行纸币。国民党困于形势，早就不可能完成其既定目标了，于是他们跟清朝最后那些满族人一样就想着一件事——维持权力——至于各种接踵而来的问题他们早就无能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