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
（1990年代的台湾新民谣）
我比较悲观。民谣歌手的派别性太强了，他们太注重自己的格调、路线而不肯做些改变。但毕竟要走进商业、最终要走进唱片行或出版商那里去，主流毕竟是第一路线。因为两难，所以悲观。我们不能去骂观众不懂音乐、不去关注音乐的深刻内涵；我们也不能去骂那些“杠子头”：难道为了商业改变一下、化个妆什么的会死吗？！
——音乐人陈升
作家谭石（王浩威）曾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台语民谣风视为第二次民歌运动，并从两者分析出如下相同之处：专辑皆由创作歌手主导；消费对象多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随后皆为主流音乐所吸纳；两次民歌运动都衍生自民族主义的思潮。
这一章取名为“乡愁”，来源于卑南族歌手陈建年创作的《乡愁》，他唱道：“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心绪，为何无端地翻腾？只因为父亲曾对我说，这片土地原来是我们的啊。”当初汉人带着“忠孝节义、礼仪廉耻”八个字来到这片土地，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的承诺（胡德夫语），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原住民才能走出悲情，不再压抑。
或许我们还应该想起李双泽的《少年中国》：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1930年代至1990年代，从台语歌谣的创作中就可以发现，台湾人的乡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把台语与原住民的音乐放在一起，是相对国语流行音乐而言。从日据时代“皇民化运动”就压制台语民谣，到1950年代“推行国语运动”造成日语、台语流行音乐退出各种主流媒体，到1970年代“净化歌曲运动”造成国语流行音乐的中断，都明显带有政治干预的色彩。至于客家或原住民歌谣，则更是始终居于弱势的地位。
台语歌曲在1950年代后逐渐没落，与台湾政府大力宣传使用普通话有关。1976年台湾通过了“广电法”：电视台对岛内播音语音，以国语为主，方言应逐年减少，所有电视节目及电台广播中的“方言”节目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此时只有台语电视主题曲和台语布袋戏可以公开在传媒中播放，使大部分台语歌很少有机会在官方媒体上被推荐。
除了政治上的干预，人才的断层也是台语流行歌曲式微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乡土民族主义兴起，配合传统民谣的发掘（如陈达的《思想起》），在1970年代后期，一些早期的闽南语流行歌曲才以“乡土民谣”的乡愁形象渐渐受到重视。
“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独不见恒春的传奇”——这首由成名于民歌运动时期的赖西安作词、苏来作曲并由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向台语乐坛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致意的作品。陈达1905年出生在恒春，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统，他从小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却学会了乡里流传的恒春调。16岁时，陈达开始背着月琴在恒春游唱。
一向致力于台湾传统歌谣发掘的陈达，曾到处寻访台湾各地方的民间音乐，并归纳整理这些民间的音乐作品。此后他也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思想起》。
《思想起》以“念歌”形式，叙述三百年前唐山过台湾的拓荒史，成为1980年代后期“新台湾民歌”的创作源头。但在民歌运动时期，陈达的音乐是视为民间素人音乐或中国乡土音乐的一支来呈现，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陈达在1970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陈明章《下午的一出戏》唱片文案）。1981年4月11日，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
台湾民谣学者同时也是民歌手的简上仁曾经说：陈达天生注定是个悲观人物，甚至过世也是被车撞死的。
1970年代台语歌手的命运可以用凄惨来形容。1977年6月12日，29岁的台语歌手叶启田，因在台南包场演出引来黑道勒索，双方冲突下，叶启田伙同数名青少年，将向他勒索的谢松竹、谢清达两兄弟打成一死一伤。之后，他曾逃亡多时，为了生活偶尔演出，后在台湾被捕。这一事件也充分反映出当时台语歌手的生活侧面。
1980年代初期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江蕙的《惜别的海岸》、《你要忍耐》，沈文程的《心事谁人知》，陈小云的《舞女》，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郭金发的《行船的人》曾经掀起一股热潮，成为国语流行音乐外的新兴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台语歌曲已成为主流，在1986年解严之前，主流媒体依然限制台语歌曲的传播，这也造就了1980年代台语歌曲的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夜市走唱与餐厅秀的表演。随着录像机的普及，餐厅秀开始发行录像带，使得台语流行音乐得以开辟另一个传播渠道。
1980年代政府解严后，许多新的创作、演唱人大量出现，少数知识分子加入作词的行列，弥补了人才断层的弱势。由于解禁，闽南语的政治抗议与反对运动歌曲不断出现，但并未成就以往的辉煌。直到1989年《抓狂歌》问世，以台语摇滚的曲风，对台湾政治现象作直接的批判，台语歌曲才开始再次受到大范围的关注。
黑名单工作室成立于1989年初，是由四海唱片制作人王明辉、陈主惠、司徒松共同组成，他们立志为“台湾歌谣开辟一条全新而宏观的道路”，并开始新台语歌的试验。工作室出版的第一张专辑《抓狂歌》，为1990年代的台语歌曲掀起了新旋风，跳脱了台语歌曲悲情的影子，将社会百态融入歌词中，把台湾社会政经混乱的现象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在《抓狂歌》专辑的文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台语歌曲的创作空间遭此重创，再也脱离不了闺秀之所和江湖酒色的格局，很少有描写现代社会的作品，显然早已无法负荷反映时代、记录人心的工作。
黑名单工作室邀请当时的地下台语歌手陈明章、林哲、叶树茵在专辑中共同演唱。《抓狂歌》专辑打破了以往台语歌曲浪子弃妇的刻板主题，借由许多小人物的生活，去审视台湾四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交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与现象。作品在音乐上也突破了台湾歌曲旧有形式，融入了欧美RAP、REGGIE曲风，呈现出一派全新的形态，因而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台语歌的既定印象，许多根本不听台语歌的青年人，忽然由《抓狂歌》专辑中发觉，原来台语歌曲也能这么唱，原来它也有如此尖锐的表现。专辑主唱之一林哲就曾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保存，不是要去仿古，我们要做的是90年代的台湾歌。”专辑推出之际，时值台湾大选。专辑中《台北帝国》、《民主阿草》等作品的批判笔调，令国民党当局大感头痛。当时，黑名单工作室中的外籍成员司徒松就曾担心地表示，歌中讽喻执政者的痛处，恐怕会引起审检单位的苛难，甚至胁迫他出境。国民党掌握的媒体对专辑进行了全面的封禁，因而作品只能在没有宣传的前提下，以校园演唱会作为唯一宣传的途径。
这张被归类为“地下音乐”的《抓狂歌》，对于台语歌曲所带来的震撼力是相当强大的，他们的创新无疑开启了新台语文化的新的里程。他们对于台语歌曲的种种预言，不久后就在林强、陈明章、金门王与李炳辉、朱约信等人身上浮印得更为清晰。只推出两张专辑，黑名单工作室即宣告解体。但单只这张《抓狂歌》就足以成为台语乐坛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李宗盛曾对这张作品留下了这样的感慨：“这是台语人、歌、文化的惊人突破。”
《抓狂歌》以及随后出现的相似歌曲，意味着新的台语民谣风的来临。这股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台语民谣风，正如1970年代末现代民歌在国语流行音乐中找寻新方向一般，也在台语流行音乐中开辟新的出路。在台语新民谣风中，音乐风格偏向西洋摇滚风格，并且在台语老歌中汲取养分，赋予老歌以新意。1990年代以后，经由林强、猪头皮、伍佰等人的推介，打入主流音乐市场，形成所谓“另类”流行音乐。
火车渐渐在起走/再会我的故乡和亲戚/亲爱的父母再会吧/到阵的朋友告辞啦/阮欲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啥物好空的拢在那/朋友笑我是爱做暝梦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OH!再会吧/OH!啥物拢不惊/OH!再会吧/OH!向前行/车站一站一站过去啦/风景一幕一幕亲像电影/把自己当作是男主角来扮/云游四海可比是小飞侠/不管是幼稚也是乐观/后果若按怎自己就来担/原谅不孝的子儿吧/趁我还少年赶紧来打拼/OH!再会吧/OH!啥物拢不惊/OH!再会吧/OH!向前走/台北台北台北车站到啦/欲下车的旅客请赶紧下车/头前市现在的台北车头/我的理想和希望拢在这/一栋一栋的高楼大厦/不知有住多少像我这款的憨子/卡早听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点拢无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