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节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结果，很多听众反映他们很喜欢这些清新的作品”。陶晓清在3月10日在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公开演唱会，“很多听众来信要求在‘中广’节目中播出中国现代民歌，要求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于是，自5月起，陶晓清每周六次六个小时的《热门音乐》节目，每个月有一个钟头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民歌”的时间。到6月，变成每月两次，7月增为三次，到8月变成每周一次，到11月则增为每周两次，而《热门音乐》本身也增为每周七次七小时。
虽然这种繁荣与陶晓清原先设想的出版唱片、出歌本、开辟电台节目、设排行榜的推广顺序不太一样，然而听众的回响似乎已经超出她的想像。9月就已有六首歌经听众自动票选而进入原先是设给西洋热门音乐的《热门音乐》本省排行榜，到10月，前二十名当中就有十二首是台湾现代民歌，并且囊括了前七名。第二年，陶晓清就另外为现代民歌设了专门的排行榜。
现代民歌通过电台节目与一般听众（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互动并不仅止于此，在陶晓清的号召之下，听众们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录成卡带寄到电台发表，有时在卡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会受邀亲自上电台演唱录音。这一做法的一个直接作用便是在“新闻局”的歌曲审检制度尚未施行到电台节目之前，使每个潜在匿名的听众都有机会变成有名有姓的歌手。
关于选择的标准，陶晓清曾经说过：
只要歌词平实，不犯严重的错误，曲子旋律不错，不是抄袭的，有吉他伴奏，就可以了。为什么评定标准放得这么宽？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在刚开始标准定得太严格，往往会抹杀人家的兴趣，令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参加，目前我们需要大量的歌曲，彼此比较，才能分辨良莠。
同时，以“中国现代民歌”为名的大型演唱会以及相应的座谈会也在稍后出现，整合中国现代民歌旗帜下的歌手以及广播界及文艺界（包括部分音乐界）的参与者，特别是7月的“中国现代民歌”和随后的座谈会，以及12月的“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基本上都是陶晓清在策划与推动。由她负责策划的《我们的歌》唱片第一、二辑也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三千张在12月初即售罄，随即再版。
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出版的《中国创作民歌系列——我们的歌》，自1977年10月起发行，前后共三辑。几位校园民歌运动初期的大将都在这里头留下了许多佳作，包括杨弦、胡德夫、吴楚楚、陈屏、杨祖君、朱介英、韩正皓、潘丽莉、任祥等等。
尤其是吴楚楚，即后来成立飞碟唱片公司并与滚石唱片共同主导1980年代台湾流行乐坛的音乐人，这位弹得一手好吉他并且嗓音独树一帜的歌手，留下的录音作品极其稀少，而最令人回味的《好了歌》与《你的歌》即是出自《我们的歌》。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地政系毕业的吴楚楚也是喜欢用现代诗入词的一位创作歌手，比如《我们的歌》第三辑中的《摆渡船上》与《行到水穷处》都是采用周梦蝶的诗作，而《好了歌》是直接采用了《红楼梦》中曹雪芹的同名诗。
吴楚楚在流行音乐界的地位，堪以“枭雄”来称谓（张钊维语）。2005年第16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颁予吴楚楚，其中甘苦是否得到了回报，唯一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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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歌在一连串的抨击炮火中，原本高层文化文艺界中的支持力量渐渐有改变立场的迹象，直到商品化的校园民歌席卷全岛大专院校时，以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为代表的支持力量都转向离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评论认为商业介入是民歌运动终结的原因，但校园歌曲是民歌运动的传承这一事实，使高层文化的转向只是支持力量的变更，并未改变年轻人“唱自己的歌”这一初衷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