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的歌
“我们的歌”演唱会上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而且年龄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青年已从两个极端——“崇洋”和“伧俗”——的夹缝中，破茧而出，尝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只有这些歌中，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实。
——作家柏杨
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有人称杨弦为民歌之父，我却认为一向鼓励民歌运动的陶晓清，可以称为民歌之母。”陶晓清18岁就步入广播界担任主持人，见证了台湾的民歌运动甚至国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2000年，陶晓清受到第11届台湾金曲奖的肯定，荣获“特别贡献奖”。
杨弦曾经说过：“民歌之父，就是办的事不多，真的有贡献的是后来更多的创作者。就像一个家庭里，大部分父亲不做什么，真正辛苦照顾小孩的都是母亲。”
陶晓清亦是“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受邀观众之一。当时在台下的还有《滚石》杂志的段氏兄弟，演唱会结束之后，段钟潭对陶晓清说次日会在余光中教授在厦门街的家中举办一场名为“现代诗人·民歌手对话录”的座谈会，除讨论演唱会之外，并试图寻求进一步推展的可能，希望她也能去。
据陶晓清的回忆——“就这样，我认识了杨弦、余光中与《滚石》杂志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杨弦的专辑出版后，我也在同一个单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之下，策划出版了三张专辑——《我们的歌》第一、二、三辑，找来当时创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这些日子，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主业电台节目主持之外，制作音乐会的乐趣比制作唱片更多。”
此次座谈会，出席者有余光中、杨弦、陶晓清、胡德夫、段钟潭、林文隆，据曾慧佳《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记载，讨论歌词的意境以及如何推动民歌使其广为流传时，曾有如下的对话：
段钟潭：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流行的问题。我想请教杨弦先生，如果这些歌真的流行的话，是否会影响它的价值？
杨弦：我当初作这些曲子，并没有完全考虑要它们流行起来……这些作品，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流行，也许题材会受到限制。
陶晓清：通常一张专辑唱片上的歌，并不是每一首都能流行……我想，要看看一些唱国语歌曲的歌星是否愿意多唱这些歌。
余光中：站在艺术的观点来看，这些曲子当然很好，但流不流行，就很难下评语了，这和诗有很大的关系。我当初是写诗，不是写歌词……这八首歌，和现阶段社会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将来我们再来写一些比较流行的，和姚苏蓉之流别别苗头，写一些和台湾日常生活有关的，譬如说，写联考、写毕业、写当兵回来……
陶晓清：女朋友变心了！
余光中：写一些打动所有十五岁到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心的，我在写这些词的时候，和写诗就不一样了，可以不必考虑文字本身的深意……
黄宗柏：……要流行起来，主要不在歌本身，而是技巧的问题。
陶晓清：……话说回来，时下的国语歌曲也并不是完全能够听得懂。
余光中：国语流行歌曲毛病也不少，除了音乐本身不好以外，歌词本身也无社会意识……
陶晓清：我觉得“净化歌曲”不是应该对一般听众喊的，应该是对唱的人或作曲的人喊的，如果一般节目制作人、歌星、作曲家先净化自己，节目自然跟着净化。
段钟潭：我想如果我们能努力使这些歌曲广为流传起来，也许能为“净化歌曲”起带头作用，慢慢使国语歌曲净化起来。
1975、1976年之交的论战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民歌”的活动就慢慢沉寂下来，幕后支持的洪建全基金会也没有继续推动相关活动的计划。以杨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并举办了一系列发掘歌手、演唱会、座谈会、平面专栏、电台节目、制作唱片等相关活动，几乎都是陶晓清一人在主导与推动。
1976年底，陶晓清受邀为新亚餐厅制作一个给年轻人的现场音乐节目，因而有机会深入地与台北“跑江湖”的歌手接触，在这些歌手当中，有一些已经创作了中文歌曲，并曾在走唱的过程中演唱过，陶晓清因而萌发出为这些歌手及歌曲制作一个带有实验性质的演唱会的想法。年底，在她主持的“中广”《热门音乐》春节特别节目中，这个演唱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包括杨弦在内的六位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