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掌握与“自我”的诞生
一岁左右的婴儿渐渐能够喃喃自语，用发出音节的话语方式，去模仿为自己带来快感体验的成人的声音，这是掌握语言的开始。能够发出音声的时候，婴儿的口唇、舌、喉等组织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通过乳头吸食母乳或呱呱啼哭的口唇、舌、喉的组织结构，急剧性转换为咀嚼、咽下离乳食、发出音声的组织结构。同时，降生前的胎内记忆，和刻印在呱呱啼哭声中的降生时的痛苦记忆渐渐潜在化。以啼哭来倾诉自己的力比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并寻求释放的遵循“快感原则”之求生方式，随着对现实的适应，逐渐转化为可以将冲动性力比多的释放延缓或断念的“现实原则”。此前的生存方式将受到压抑，沉潜到记忆的底层。
处于掌握语言初期阶段的婴儿，仔细地观察成人的语言活动，依据某种音声发出时的特定场景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性的总体判断，进行模仿式发声。如果这种实践得到大人的认可（更多的情况是受到“真了不起！”、“太棒了！”的夸奖或得到大人满面笑容的回应、赞许），婴儿便会在同样的情景下重复发出同样的音声。
在这一阶段，婴儿尚不足以充分理解语言的内涵，而是在总体把握了具体场景的关系性的基础上发出特定音声。当然，其音声所模仿的语言本身的规则，自然都在成人一方，婴儿只能不加置疑地遵守那一规则，对咒语般含义不明的音声进行模仿。如果不那样做，便有可能被维护自己生命的成人抛弃。迫于这种隐忧，为了生存，婴儿开始努力学习语言。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唯一且非我的语言”（雅克·德里达：《他者的单语主义》，守中高明译，岩波书店，2001年），都是学习语言时最初与语言相遇的方式。
在开始学习语言之后，此前只需一声啼哭便能够让身边成人为自己消除不适的未分化关系，逐渐开始解体。如果不使用语言对自己愿望进行明确的表达，很可能得不到成人的帮助和关照。学习语言的实践对于婴幼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如果不使用语言便无法让身边成人感知自己的存在，从而为自己消除不适；而另一方面，随着对语言的掌握，与身边成人之间未分化式的亲密关系渐渐疏离开来，为此，婴儿又不得不加倍努力去掌握语言。
当婴幼儿意识到身边成人并不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时，以往对大人的话无条件服从的孩子便开始用“不！”发出拒绝的语言。
这一重要变化，意味着幼儿步入了“自我”形成的决定性成长阶段，因为能够说“不！”，正是幼儿认识到了自己与周围成人具有不同的人格，并开始表达这种意志的开始。
幼儿开始说“不！”的时期，被称为第一次反抗期。在大人看来，一向听话、可爱的孩子开始变得难以对付。而对于幼儿来说，则意味着鼓起足够的勇气，冒着被大人置之不理的危险而尝试着向大人表明自己的独立人格。
说“不！”，正是向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具有个体尊严的开端。反抗与拒绝，是使用语言的生物——人类的关键而重要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受到家庭内部暴力的破坏，将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损伤。因为正是通过说“不！”的声音，幼儿才抓住了探入到语言深层世界的契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成人指令幼儿做某事而遭到“不！”的拒绝时，成人必须使用语言对“为什么”要这么做作出解释说明。
也就是说成人需要运用语言针对作为结果的“必须如此做”的原因，进行“为什么”的说明。对于使用语言的生物——人类来说，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后才被给出的。对于原因与结果相结合的思考，以及因果论式的思考能力和逻辑性思考能力的获得，只有当受到不容置疑的咒语般语言所深深束缚的幼儿，在与他者分离之后，在向他者要求应答和解释责任的过程中，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一阶段“为什么？”的询问对于幼儿来说，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发行为。这一阶段的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应答，基本上属于面对幼儿的拒绝，成人需要揭示出背后因由的性质。
这种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是在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期”，也就是在开始接受排便训练的时期。幼儿在这一时期将被强加很多不合理的规则，与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所有使用语言的人，都会受到强迫性的灌输。
直到昨天还属于“允许事项”的随意便溺行为突然遭到禁止，直到三天之前还坐在鸭形便座上、俨然如同游戏一般的排尿与排便行为，在不小心便溺后突然会遭到成人面目狰狞的训斥。
这种体验，意味着幼儿与过去的自己之间的连续性被成人单方面切断了。昨天还属于“允许事项”，今天却已成为“禁止事项”，转眼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换。
在幼儿看来，成人的态度有可能突然逆转的并不仅仅限于排便行为。此前的“允许事项”不知何时便会突然变成“禁止事项”，幼儿为此将陷入深深的惊恐和混乱状态。
而此时“为什么？”的发问，正是幼儿第一次倾尽全力的迫切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