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1439年7月6日举行，隆重签署了确定两教会合并成联合教会的盟约。据维斯帕西亚诺说：“所有佛罗伦萨人都到那里去亲眼目睹这一壮观的仪式：一边坐着教皇和他的代表团，另一边，用丝绸覆盖的椅子上，坐着君主，身穿华丽的锦缎袍服，头戴希腊式样的帽子，上面镶着出色的宝石。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人，留着希腊式的胡须。”先是用拉丁语，然后又用希腊语宣读了公告：“让上帝欢呼，让全人类雀跃吧，隔在东西两教间的墙终于倒塌了。和平与统一已经复归。”罗马主教和希腊大主教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又跪在教皇的宝座前。
这之后，约翰八世帕利奥罗古斯君主扬帆返回君士坦丁堡，等待教皇许诺的为保卫城市对抗土耳其的军队。可是，当他回到君士坦丁堡时，他签署协议的条件已经成了公开消息，群情愤怒，并引起广泛骚乱。对于新协议，君士坦丁堡人什么也不想做，协议成了他们向信仰的上帝诅咒的对象。因此，和谐崩溃了，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就在十年后，1453年，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和他强大的军队抵达城外，并包围了城市。最后，坚固的堡垒被攻破，土耳其帝国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接下来是三天的大屠杀，拜占庭最后一个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帕利奥罗古斯的人头，被一把短弯刀从躯体上割了下来，放在赛马场的一个柱子上，受到人群的嘲笑。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正沉浸在它自己以前创造的光荣的阴影里。人们担心情况会更糟，很多人已经逃走了，其中有一些学者和哲学家，他们去意大利寻找新的生活。世界基督教会议过后，大主教比萨林就被说服继续留在意大利，教皇委任他为主教；现在，意大利成了希腊学者的避难所，掀起了一阵希腊狂潮。不久，上层社会的子女开始接受古希腊文明教育，用希腊语交流的能力，被认为是知识水平高的表现。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佛罗伦萨，一些人把正在发生的事说成是古代学问的再生。
这个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最早出现在佛罗伦萨艺术家和传记作家瓦萨里的著作里，尽管他的语境让人们想到，这个词已经被广泛应用好多年了。差不多在19世纪初，这个词才传到法国，19世纪中期才在英国和德国传开，当作家对所发生的事有了历史的理解，才会开始把这个词概念化，并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
这种知识再生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由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学者，带进西方的许多稀罕的希腊手稿，给了它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力。这些手稿涵盖了所有方面的主题，包括在西方一直不知道的或是被忘记的主题，涉及范围从哲学到数学，从炼金术到占星术。所有这些主题将经历一次复兴：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将会出现理性和无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双重繁荣。中世纪长期的禁欲过后，渴望知识的人类将会出现无书不读的状况。
这种手稿的流入，使柯西莫能够进一步扩大他的藏书馆，它的规模据说已经拥有超过一万本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希伯来语原文的手稿。这一次，他没有追随他父亲乔凡尼·迪·比齐的足迹：他的父亲只拥有三本书，全部涉及中世纪的神学。在他退休时，乔凡尼已经意识到做共公善事的乐趣——这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市民，他传统地希望怎样向他的城市表示敬意；它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柯西莫现在开始以他父亲为榜样，不过是以没有人能够想像的规模。
夏天的傍晚，晚饭已经准备就绪，神学上的争论被放置一旁，学者们的私人聚会将在东方国家代表投宿的宫殿里进行。最值得关注的是由大主教比萨林作东的聚会，他是来自黑海特拉布宗的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这些聚会人员中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格米斯索斯·普莱索恩，他的柏拉图学问无人能比；当普莱索恩就思想理论问题进行讲解时，柯西莫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敬畏地听着。人类像被锁链锁住的囚犯，在黑暗的洞穴里，面对着冰冷的石壁坐着，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映在洞穴墙上的影子。为了能得到启发和了解真理，他们就必须从阴影的世界里走出来，生活在洞穴外面光亮的世界里，面对真正真实的思想。
这不是柯西莫的生活，相反，他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时刻注意着他的银行账目，而且不断地计划着去保证他的政治意图能够实现。柏拉图理念的一些东西打动了他的心弦，或许满足了他内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不能实现的精神追求——或许是被他父亲强迫放弃的一点残余的热情。就是这些聚会的拜占庭哲学家，激发了柯西莫委托菲奇诺把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想法，以便他能自己阅读。与此同时，柯西莫梦想着建一所学校，像一千八百年前柏拉图在雅典建的一样。他将会创办一个柏拉图学院，在那里，哲学家的思想能够在志趣相同的知识分子当中，得到讨论和传播：这些人将成为新学问的持炬者（领路人）。
四个月漫长、酷热的夏季争论过后，世界基督教会议通过了神学表白书，准许两个教会组成联合教会——持续了长达六个世纪的分裂终于结束了。教皇被视为所有教会的领袖，拜占庭同意妥协，结束了有关圣灵的关键性问题。（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对自己教义的地位缺乏信心，主要因为相关的《圣经》、圣典著作手抄本都遗留在了君士坦丁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