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儒家启蒙主义，也正是从这个脉络而来。由“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使真存在的话，也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规则。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多多少少也归结于在人家社会里的君子比较多、成为社会的主导。比如卡内基、盖茨、巴菲特，都把自己一生所得捐献给社会，用以促进别人的幸福，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满足。西方文化培养了这样的君子。而我们的文化中，则造就了大量的小人。这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社会的人都是君子，中国社会的人都是小人。每个社会都有道德高尚之士，每个社会也都有大量的罪犯。但是，一个社会为君子所主导还是为小人所主导，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这样的差异还是判然可分的。对此，我在书中也举出了若干见证。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从各个阶层的行为中，也都能获得类似的见证。所以，我们真要希望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就必须满足这种社会的先决条件，培养君子的“德”与“仁”。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们肯定会攻击我在诋毁中国文化。其实，是他们背叛了孔子。孔子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人。他如果活在今天，他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恐怕远比我要强烈。认真读一下《论语》就明白：这一切原本都在他的预言之中。他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如果以政府的敕令和刑罚来进行统治，老百姓会谨慎小心、躲开麻烦，但同时都丧失了耻辱之心。如果以德来引导人向善，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耻辱，而且知道自我改善。孔子身后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如果这样的政治秩序没有导致现今的无耻社会，那只能说孔子错了。
以我们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也只能说：这一切被孔子不幸言中。他的伟大，正在于这两千多年前的预见。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要求我们回到孔子的原点，推动一场儒家的启蒙。
如上所述，儒家启蒙主义，有赖于把孔子的学说和英国启蒙主义传统相衔接，培育和发展我们社会中的“德”与“仁”，即“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和“社会情感”(socialaffections)。我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德”与“仁”的培育和发展，必须基于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纽带，以及同舟共济的一体感。
在我看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有两个过程，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要从社会中退出。这种退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表现为给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更大的自由。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摆脱我们失败的历史。要知道，明末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自由度上与今天相比并不逊色，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要突破我们历史的局限，就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比如农村基层选举的展开，城市内拥有房产的业主的社区自治，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自由组合，等等，都将刺激共同体的成长。这样，各种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第一保护层，对外可以集体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对内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能力，培养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责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是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如我书中要分析的，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正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户以来一系列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比如日本国学派大师本居宣长，强烈推动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独立。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虽然到了彻头彻尾地激进，对孔子却几乎不置一点微辞。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文化背离了孔子的精神。这和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预言，也基本是一致的。本居宣长自称“小人”，着力从民间挖掘小人之德。后来明治年间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则认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已经不存。他于是走遍偏远的农村，试图记录和保存这种精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前的一次矿难中，井底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有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薛涌，2006:23-28.）这里的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那里哪里还找得到？毕竟中国社会很大很深，官僚机构和国家权力即使不断侵入，也有鞭长莫及之处，所以这种小共同体内同舟共济的道德情操，才在最基层幸以保存。我在对《论语》的逐章评论与研究中反复指出，孔子及其门徒的许多言论，都是旨在保持小共同体内的亲情和道德规范。这是常常为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所忽略的，也是我所谓的儒家启蒙的最可贵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