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有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儒家的色彩，虽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也都误导了我们的文化。因此，我在本书中则提出儒家启蒙主义的理想。
现代世界是启蒙主义的产物。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把自己的传统和启蒙主义相衔接。遗憾的是，我们心目中的启蒙，基本上是以理性为中心的法国启蒙主义。而为现代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英国启蒙传统，则往往被忽视。
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寻求儒家传统和英国启蒙主义衔接的途径。我将引述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证明：英国启蒙主义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德”(virtues)，或者“仁”(benevolence)。这和孔子的学说大有相通之处。中国知识分子拥抱法国的启蒙主义传统，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早已丧失了孔子的精神，骨子里还是韩非笔下的法术之士。而法术其实就是一种理性。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举例分析了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无德一身轻”的心态，以及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误解，并证明为什么孔子的“德”和“仁”比为他们津津乐道的市场理性要重要。
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可以简要概况如下：最有效率的经济，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家干预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每个人都按照市场规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这种经济行为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会自动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所以，茅于轼会出来说：“首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当老百姓为社会公平质疑市场规则时，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把这些民间意见斥为“非理性”，要求政府加以控制；张维迎则声称“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暗示制定公共政策不需要公共辩论和民意的认同。
如果你把《韩非子》中的《和氏》拿来对照一下，就发现他们完全遵守着韩非的理论：掌握着法术（也就是理性）的人，天生要为“群臣士民”所嫉恨。但法术对君主好、对国家好。贤明的君主要敢于撇开“群臣士民”的公共意见，任用法术之士。说白了，“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市场经济”，老百姓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反对。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就应该顶住老百姓的压力，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来设计老百姓的生活规则。
这一精英只对最高权威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信念，在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中同样能找到充分的支持：人类的理性，足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威，强制让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中运行，一切也就万事大吉。在经济上，这套制度当然就是以“看不见的手”所指挥的市场经济。
然而，这不过是把亚当·斯密法国化了。不错，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市场经济是我们所知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绝大部分经济上的成功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不完美的体系。这种不完美，也不断被现代经济学家所发现，如“信息不均衡”等等。当然，这也意味着还有许多我们如今尚未意识到的不完美，在未来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还会不断被发现。所以，成功的市场经济，大多镶嵌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当市场竞争出现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结果时，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不是等着经济学研究中不可预期的成果来澄清问题在哪里，而是通过另外一套游戏规则，即投票的政治过程，对市场竞争的规则和结果进行修正。在这样的民主国家，制定任何涉及老百姓生活的公共政策，比如全民医保、最低工资、义务教育等等，都必须经过充分的政策讨论，而非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如同法术之士一样在密室里设计，然后交给最高决策者实施。同时，人们面对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结果时，绝不是盲目遵循“看不见的手”的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做出道德判断，必要时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偿。从卡内基到盖茨、巴菲特等市场经济历史中最成功的人士，都把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所得以非市场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一切，来自于英国启蒙中的“德”与“仁”，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理想。从休谟、Shaftesbury、Hutcheson，到亚当·斯密，这些英国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多有不同，但他们大致都强调：理性不过是道德情操的工具，是更有效地表达和实现这种情操的手段。理性对现实危机的反应往往太慢，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道德本能做出决定。比如，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哲学家。在《国富论》出版前，他的《道德情操论》已经出了四版。而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几乎全部投入对《道德情操论》的大规模修改，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根据学者们最近十几年的研究，他在不同的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主要有三次，多是带有讽刺意味。从最积极的层面上讲，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可以自由放任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自动造福于社会。但是，这种理想秩序的基本前提，就是在这种秩序中竞争的人，天性中有他所谓的“道德情操”，能把增进别人的幸福视为人生最大的满足。或者说，增进别人的利益就是增进自己的利益。这其实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把所有人都视为自己手足的道德情操。到了晚年，他深感这一人性的假设过于乐观，渐渐放弃了“看不见的手”的想法，反而开始寻求“看得见的手”，即道德权威，来领导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