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乔治码头下了轮渡，找了一辆出租车，把新斯普林维莱区的地址给了司机。
我对这个边缘区不太了解，但是我刚穿上警服时，就知道警察们动不动就会受到上司的威胁，扬言谁不老实就把他流放到斯塔坦岛去，以致人人惶恐不可终日，闹得我也是老做噩梦，梦见我心跳怦怦地穿行在树林和蚊蝇肆虐的沼泽，为了在黑暗中壮胆，一个劲儿地抡警棍，吹口哨。
但是许多一提到就让人脊梁骨发凉的地方，其实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恐怖，比如西伯利亚、死谷或新泽西。
事实上，纽约市这一隅之地确是风水宝地，主要居民是中产阶级，而且大都是共和党，这就更难解释为什么轮渡免费开放。
许多本市警察也在此居住，可能他们原来就是受罚流放来的，后来，一看挺不错，于是就安家落户了——很有点澳大利亚的味道。
不管怎样，前反恐特遣队侦探，现任贤妻良母的玛丽·格宾斯·伦蒂尼也居家在此，我是冲她来的。玛丽可能正在考虑我的造访。我希望她能找到侦察记录本，以便查询。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侦探会扔掉自己用过的记录本。我自己也不会这样干。但是有时候可能会丢了或放错地方。我希望玛丽至少记性还好使，我也希望她知道良知的砝码应该向何处放。
出租车司机是个男士，名叫斯洛巴·丹米尔科维克，瞧着像个巴尔干战争中的罪犯——他行车不认路，一个劲儿地看地图。我对他说：“往前走有一个杜安里德大药房，听懂了吗？药店，药铺。我得停一下。”
他点头，开足马力，好象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
我们沿着维克托大街行驶，米尔科维克先生把车开进一条商业街，停在了杜安里德大药房门前。
我并不觉得我堂堂约翰·科里去买包装上印有埃尔莫头像的小孩纸尿裤是多么丢人，但毕竟这不是值得炫耀的事。
不到10分钟，我回到车里。又过了10分钟，我站在伦蒂尼寓所前。街道是新建的，向远处伸展，一眼望不到头，好像是个大镜子。两旁是一排住宅，红砖墙，白乙烯基塑料镶边。家犬在钢丝网眼围墙后汪汪吠叫，孩子们在人行道上戏耍，多么温馨、舒适的氛围，我的曼哈顿大都市的优越感不得不退避三舍。如果我住在这里，我的手枪就只能冲自己的脑袋比划了。
我不能肯定在这里停多久，也不清楚在斯塔坦岛是否能再找到一辆出租车，所以我告诉司机不要停表，等着我。我下了车，推开网门，走过不长的一段水泥甬路，来到门前按下门铃。
里面没听见狗叫，也没有孩子的哭闹，让我很放心。几秒钟后，玛丽·格宾托斯开了前门。玛丽穿着黑色的宽松裤和无袖上衣。我打开屏门，和玛丽互相问候。玛丽说：“谢谢你，没忘了带纸尿裤。进来吧！”
我随着玛丽走进装有空调的客厅，这是一个连卡梅拉·索普雷诺都会感到舒适畅意的地方。从背后看，玛丽确实臀部浑圆，充满性感。费恩里这家伙这些细节就是记得清楚。
穿过客厅，进入厨房。呵，厨房可真是乱得不亦乐乎。
墙角有个护栏，里面有个孩子，看不出多大，手脚朝天躺着，嘴里允着奶瓶，手玩弄着脚趾头。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从这里学的。
餐桌、灶台和地板上堆满了我叫不出名目的大小物件，一片狼藉，真像入室抢劫、连伤二命的现场，而且受害者又做了拼死的抵抗。
玛丽说：“请坐。我来煮咖啡。”
“谢谢。”我坐在一个小餐桌旁，把装着纸尿裤的塑料袋放到桌上。我旁边放着一把高脚椅，椅子上的食盘看着粘乎乎的。
她说：“对不起，我这里太乱了。”
“哪里，挺好的。”
她倒了两杯咖啡，说：“当家的回来之前，我得把屋子收拾好。加奶还是加糖？”
“全不要。”
她把两杯咖啡摆到桌上，我刚注意到她是光着脚，而且还怀了孕。
她在我对面坐下，举起杯和我碰了一下。我说：“你气色不错。”
“睁眼说瞎话吧？”
我笑了：“不。是心里话。”
“谢谢。”
玛丽瞥了一眼塑料袋，我说：“埃尔莫。”
她笑了：“我把钱给你吧！”
“不用。”我喝了口咖啡。玛丽·格宾托斯依然是个丰姿艳丽的女人。我猜想在我来之前，她一定着意打扮了一下，因为除了婴儿奶粉和热牛奶味之外，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她冲着护栏点头说：“那是乔·朱尼尔，11个月。正睡着的是梅莉莎，两个半月。感谢上帝，我又怀上了一个。”
我想起这时应该说什么，问：“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16个星期零3天。”
“祝贺你又得贵子。”
“谢谢，看来我永远也不能归队了。”
她应该闹清为什么连续受孕，但我嘴上说：“哪里像你说的。”
“但愿如此。你看来也不错，也许有点发福，你离了婚又结了婚。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与世隔绝，消息不灵。请问，谁是幸运的新娘？”
“凯特·梅费尔德，联邦调查局的，现在也属于特遣队。”
“我不敢说认识她。”
“她正是在环航800案发前到的特遣队。她经办过这个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