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孙逸仙博士的进攻下，腐朽的清帝国于1911年瓦解，终于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巨人。然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却立刻被贪得无厌的地方军阀所困住。虽然孙博士的国民党继续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但中国已被割据成一块一块。经过十多年令人丧气的流血冲突后，孙博士终于向一个乐于帮助的国家—苏联求助。不久，广州便有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对一切事情，从群众宣传到军事战略部署提出建议。国民党军队背后那个出谋献策的人物自称名叫加仑，是实上却是苏联的一位将军，名叫布吕赫尔。首席顾问是一位曾在芝加哥一家商业学院任教的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物，他是克里姆林宫高级政治鼓动家鲍罗廷。在他们的帮助下，民国的力量渐渐增强，其军队在年轻有为的蒋介石将军指挥下击败了军阀，向北推进，攻下了上海和南京。然而，胜利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即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势力日益增大。1927年，蒋成了孙的继承人。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继续靠苏联的帮助必将导致建立赤色中国；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从那天起到日本“二·二六”事件时止，全中国一直在打一种三重性的战争。今天，国民党与军阀混战；明天，两者联合起来打渐渐强大的共产党军队；后天，共产党又与军阀一齐打蒋介石。
这种持续不断的动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情冲击，使日本军部的上层人物深为担忧。北面，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距东京还不到七百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轰炸机群的威胁；西面又受到毛泽东领导下日益壮大的军队的威胁。
对军国主义者说来，除了巩固夹在两种威胁之间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的满洲外，别无他法。统制派人物更进一步认为，光占领满洲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的巨大利益需要保护。关于无政府的说法多少是有点正确的。据国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说，“当地确实盗匪横行”，但共产主义已成为“一股有组织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在大片大片地区行使唯一的行政权力”。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人是结盟的。“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那么，要认真对待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携起手来的可能性。”
由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害怕在共产主义的恐怖下生活，无怪乎统制派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做是日本的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和欧洲的共产党人不同，并不单纯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敌手。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活动范围。中国的许多地区已建立苏维埃，连上海也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发源地。
这时，毛泽东宣称，惟有他的红军在抗击日本，而蒋介石只是“剿共”。他对西方记者说:
“在此，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庄严宣布，如果蒋介石的军队或任何其他军队停止对红军作战，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命令红军停止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如果蒋介石果真抗日，那么，很明显，中国苏维埃政府将在抗日战场上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这个来源于莫斯科建议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但他的一位最重要的野战军司令官张学良却不是这样斩钉截铁的态度。因此，毛决定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因为他父亲是老帅张作霖，后者的被刺杀导致日本占领满洲。虽然少帅所指挥的东北军被国民党命令去消灭华北的共党军队，但他对蒋介石的路线却有严重的保留。他认为，正在同他作战的也是爱国者，也许双方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936年秋，毛泽东派了他手下最能办交涉的周恩来去同少帅谈判停火。
周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他承认蒋介石是抗日的合乎逻辑的领袖，答应红军将领愿意受他的领导。作为交换，张必须向他保证，红军与国军要受到同等待遇。此外，释放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打败日本后，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
他们签署了一个文件，列出上述条件，然后互相握手，结束这场讨价还价。周说：“少帅，现在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从现在起，我听从你的指挥了。”
张学良冷冷地回答说，他们两人都得等一等，听蒋介石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