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阁下仍然怀疑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周说，“我将欣然愿意留在西安与阁下在一起，作为人质。”
张说，这倒不必，他自己也与别人一样，决心抗日
—毕竟，他自己也有一笔私人老账要跟日本人算。虽然如此，他是个军人，必须说服他的上级蒋委员长接受他们刚才签订的停战协定。
但在张还未见蒋之前，蒋的另一位野战军司令官、前土匪头子杨虎城将军说服了少帅，只有劫持蒋委员长，才能使他与共产党合作。那时，蒋业已启程前往西安，带着关于少帅正在受到左倾分子影响的证据同张对质，并要警告张，“除非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局势可能导致叛乱”。
虽然张学良同意劫持，但蒋介石的到来却动摇了张的决心。张继续摇摆不定，直到12月12日晨杨将军自己干起来。他逮捕了蒋介石总统和解除该地区所有忠于蒋的部队的武装。蒋在逃跑时跌了一跤，受了重伤。但他与少帅相见时反倒比少帅镇定。蒋说：“为你自身和为国民计，你唯一的出路是幡然悔悟，送我回南京。你千万别上共产党的圈套。现在悔悟还不算晚。”
深感内疚的张学良经过两天才惊魂稍定，他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拟议的八点协定，内容大致与他和周恩来签订的协定相同。张保证，蒋委员长签署这八条，就立刻护送他回南京。
“只要本人仍被押，就无可商讨。”蒋说。他问别人敢不敢枪毙他，说完就去读《圣经》。
张懊丧地向赤色分子求助。周恩来抵达后，称赞张有勇气，并责备他不该如此鲁莽地劫持蒋，然后便进门去见囚犯。他们两人彼此非常了解。在黄埔军校时，周曾在蒋的手下任职。周在黄埔时，经蒋的同意，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蒋介石当时所没有料到的是，被挑选为政治委员的人，大多是共产党，等他认识到这点时，已为时过晚。
以后，蒋介石出过八万美元悬赏周恩来的脑袋。此时，见到周，蒋面如土色，十分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周却满面笑容。他誓言，如果蒋介石同共产党携手，共产党决不会利用这一局势。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结束内战，联合抗日。
起初，蒋仍抱着敌意，后来，他渐渐听出兴趣，但仍拒绝明确表态。
按共产党的说法，周恩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说服了蒋介石按周的条件领导抗日。不管怎样，蒋介石在圣诞节那天乘飞机回了南京。出人意外的是，少帅竟与之同行，到了南京之后，
两人便演出了一场典型东方式挽回面子的戏。这出戏就活像是中国戏中的双簧。先是张谦卑地承认自己“乖戾无礼”，行为不检，实属非法。“自知羞愧，故亲送先生返京，以接受应得之惩处。只要对国家有利，决不逃避，罪该万死。”接着蒋介石说：“鉴于才德不足，对部属管教不严，致有今日空前叛逆之举。”张被处徒刑十年，但不到二十四小时获赦免。
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尽管西安方面有种种说法，但他获释
“并未接受任何条件”。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显然是要抚慰那些比他更为强烈地反对与共党有任何往来的南京人士，因为仅过了几周他便和毛泽东讨价还价了。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以致在1937年初，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他们愿意放弃武装反叛国民政府的政策，愿意把红军完全交给蒋去指挥。这些条款被非正式地接受。如同在鲍罗廷的蜜月时代那样，国共两党又联合起来了。
这给中国带来了它十多年中第一次表面上的平静。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宣告：“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现在不打仗了。我们有机会参与抗日的实际准备工作。关于民主，这个目标还刚刚开始实现……应该把抗战准备工作与民主看做是人力车上的两个车轮。这就是说，首先要考虑抗日战争的准备，然后再考虑民主运动—后者可以推动前者。”
几个月后，1937年7月5日，国共两党签署协定，双方着手准备把日本赶出北京和华北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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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军方对政府的影响不断增加已成了棘手问题。广田首相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明显地对将领们俯首帖耳，引起国会中自由主义议员对将领们的谴责。一位愤慨的议员对陆相说，他应该切腹。他这番话博得一片喝彩和掌声，以致陆相忿忿辞职。当然随着他的辞职，广田内阁也在1937年2月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