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我说道，"但是如果那女孩隐瞒了事实，说她从来没看见过，该怎么办？"
"我早就告诉过你，阿奇，即使是为了让你高兴，我也不愿意回答假设的问题。"
"哼，这可是个好借口。"
沃尔夫遗憾地摇了摇头。"回答就等于承认了你的胡猜的合理性，但我早就明白了对你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值。我怎么会知道在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也许祝她晚安吧。我能在别处为我的图画找到定色剂吗？也许能，也许不能。我是不是该问问你，如果你的脑袋长反了，你该怎么吃饭？"
我咧嘴一笑。"我饿不着。你也饿不着。这点我非常清楚。但你是怎么知道马费伊被谋杀了呢？"
"我不知道，直到奥格雷迪来了。你听见我怎么跟他说的吗？警察搜查了他的房间。这种事情只会在他犯了罪或他被谋杀的情况下发生。根据其他情况判断，他犯罪是不大可能的。"
"好吧。但我要把最好的问题留到最后。是谁杀了巴斯托？"
"嗯，"沃尔夫轻轻地咕哝道，"那是另一幅图画了，阿奇，而且我希望是一幅很贵的画。对购买者来说很昂贵，却能让艺术家赚到钱。并且，其中的某个人物还非常值得一画。不过还是要搬出我那句老生常谈，我们只有在谈妥佣金后才会支起画布。然而事实上也不那么严格。明天早晨如果你能把菲奥雷小姐带到这儿来，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些背景情况。"
"我现在就去把她接来。才九点刚过一点儿。"
"不，听听外面的雨声。明天就可以了。"
我知道争也没用，于是在看了几本杂志，情绪好起来而又对杂志厌烦后，从楼上拿了件雨衣，出去看了一小时的电影。我不会向任何人承认，却不能不向自己承认的是，我的头脑一点儿也不轻松。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经历，却还是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情绪。我打心眼里坚信沃尔夫绝不会让我们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的，但有时也会产生强烈的怀疑。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忘记有一次他没有任何其他依据--除了办公室桌上的自来水笔干了之外--令那位银行行长，或者说令我，感到难受。当一小时后我听说那家伙开枪自杀了以后，我平生再没有如此宽慰过了。但要让沃尔夫做出哪怕一点点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从来不浪费时间去尝试。如果我去解释在某件事情上他很有可能犯错误，他就会说："阿奇，当你看到一件事实时你能明白，但你对现象没有感觉。"我在词典上查了"现象"一词的含义后，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道理，但跟他争论是没用的。
所以我又一次感到不安了。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于是我披上雨衣去看电影，这样我就可以坐在黑暗中，让某些东西吸引着我的眼睛，同时让我的头脑思考。不难看出沃尔夫是怎样推理的。有人想杀巴斯托，姑且称之为X先生。他在报上张贴了广告，招聘一名专家为他制作某种东西，并要求这个人将永远离开这个国家。这样如果日后这个人产生了什么好奇心，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马费伊前去应聘并得到了这份差事，即在高尔夫球杆中置入某种装置，这样当球杆表面的嵌入物击到球时，就会触动扳机，使杆柄的另一端射出一根针来。X先生也许会说这是为了随后欧洲的差事测试一下技巧，但他为此付了太多的钱，以至于马费伊决定索性不回故乡了。不管那嵌入物是怎样出现在了球杆表面，它都拉开了高尔夫球俱乐部中的下一幕。X先生将球杆放进了巴斯托的包中--当然其外表与巴斯托本人的球杆是一模一样的--达到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继而马费伊碰巧读到了星期一的《纽约时报》，两相对照，他对自己遇到的蹊跷事思考一番就不奇怪了。马费伊给X先生打了电话，与他会了面，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试图敲诈一笔。X先生这回没再费工夫去招聘专家设计另一个装置，他只是用一把刀结果了马费伊，并让刀一直留在他的背部，以免弄脏了小汽车的内饰。接下去他开车绕过了韦斯特切斯特的群山，发现了一处隐秘之地，将尸体扔进了灌木丛中并拔出了刀，随后将刀丢进了路旁的小河或水库中。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开车回到了家，喝了一两杯酒后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穿上了礼服而不是工作装，因为他要出席他的朋友巴斯托的葬礼。
当然这是沃尔夫勾勒出的图画，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我坐在影院中想的是，尽管勾勒这幅图画运用的全都是事实而没有任何臆想和夸大，但在一千多年前当人们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时，他们也可以这样说呀。他们没有臆想和夸大他们了解的任何事实，但是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实呢？而在这件事情上，沃尔夫却敢拿一万美元和他的名声冒险，要把巴斯托挖出来。沃尔夫的客户中从没有人说过他冒失得令人难以忍受。对此我很高兴，沃尔夫本人也很高兴。但这仍然无法阻止我想象，假如他们将巴斯托切开，只在他的血管里发现了血栓，而没有在他肚子里发现任何小零碎的话，那么整整一个星期，上至地区检察官，下至一个普通警察，不用去电影院看米老鼠而只需待在家里就可以哈哈大笑，每人还能节省二十美分。我没那么傻，我知道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我也知道当一个人像沃尔夫那样信心十足时，他总会是正确的。
然而我一直在为我坚信沃尔夫是正确的而感到不安。当我从电影院回到家中，发现沃尔夫已经上楼回到他自己的房中时，我不得不带着这样的想法入睡。
第二天早晨七点刚过我就醒来了，但我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我知道如果现在就起床穿上衣服，又得无所事事了，因为在沃尔夫从花房出来之前把安娜·菲奥雷带来是毫无用处的。我躺在床上，打着哈欠，看着有花有草的森林图画，看着我父母的照片，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但我睡不着，因为我已经彻底清醒了，我只能听着街上传来的众多噪声，分辨到底有多少种。正在这时，我听见了敲门声，在我答话后，弗里茨进来了。
"早安，"我说，"我只要葡萄汁和一小盒巧克力就行了。"
弗里茨笑了笑。他总能呈现出一脸心不在焉却甜蜜的微笑。他能听出别人在开玩笑但从不回嘴。"早安。楼下有一位先生想见沃尔夫先生。"
我坐了起来。"他叫什么？"
"他说姓安德森。他没有名片。"
"什么？"我一跃而起，"好，好。他可不是一位一般的先生，弗里茨，沃尔夫先生正等着他呢。告诉他--不，不必麻烦了。我马上下楼。"
我往脸上泼了点儿冷水，匆匆穿上几件衣服，用梳子使劲梳了几下头，就下楼了。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安德森没有从椅子上起身。他的皮肤晒得那么黑，如果走在街上，我得看两眼才能认出他来。他看上去还没有睡醒，表情有些痛苦，而且头发梳得一点也不比我好。
我说："我叫阿奇·古德温。我想恐怕你不记得我了。"
他仍没有起身。"我想是的，抱歉。我是来见沃尔夫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