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遣返的临近，我经常锻炼身体，希望能保持健康状态，做好迎接挑战的精神准备。在狭小的牢房里，无法做太多运动，但我发明了一些新花样。一名狱友有一台非常沉重的老式打字机。于是，我把打字机借来当举重器械，增强臂力。我不知道遣返新加坡将对我的身心造成多大的威胁，但我必须做好准备。我看书看到很晚，希望能看着看着就进入梦乡，但往往事与愿违。
199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早晨，天寒地冻。我离开了赫斯特监狱。我的新加坡律师向我描述未来的服刑生活。“那里有卡拉OK，”他说，“有娱乐相伴，时间会过得很快。”但是我没有轻信他的溢美之词。赫斯特监狱里那被我们戏称为“小贝鲁特”的阴暗牢房就是我的最高的企盼。
对此后发生的一切，我只有模糊的印象——去法兰克福机场，接着是飞往新加坡的13个小时的旅程。一切都是那么虚无缥缈。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像旋涡一样将我卷入，我身不由己。坐在一架新航飞机的商务舱里，我享受着香槟和特别准备的美食。这一切多么荒唐。我可以闻到食物的香味，却品不出味道；我可以感觉到口中的香槟冒着气泡，但我对一切都麻木了。我希望即将面临的境遇能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以便让我适应。逃避是没有意义的；我需要面对它，而且我需要马上就开始。确实，我被吓得要死，但采取“鸵鸟政策”也无济于事。
机上娱乐系统显示的倒计里程渐渐地减少，我对未来的事情反倒变得越来越坚强。我要昂起头颅，迎接当头一击，渡过这一关。踏上飞机，我的信念更加坚定，我绝不退却。
在新加坡疯狂交易的最后六个月中，我始终明白，如果不能摆脱麻烦，我一定会坐牢。我的律师多次提到我是最好对付的客户，因为我从不声称自己清白——我只是想知道刑期有多长，以便适应。现在，经过九个月未知的等待，新加坡法庭将做出判决，结果是已知的——根据减刑标准，我面临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尽管刑期不短，但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心直面这一切。尽管律师们大谈减刑，我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段糟糕日子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芬·坡那德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智。他的态度最现实，他认为我最少会被判六年徒刑。我的新加坡律师告诉我，刑期最短可能为八个月，但在新加坡牢房里度过的第一个没有卡拉OK的夜晚证明了他是错的。当我们通过樟宜机场的一个特别入关区域时，没有人知道我会在新加坡停留多久。工作人员会心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你会知道你将呆多久的。”
我祈祷自己不会呆得太久，勉强地挤出个笑容。那个微笑比我在巴林的作为更具迷惑性。
一天后，一些文件被批复下来，我被移交给法警。过去30个小时的看守者离开了，我被带领着穿过一扇门，进入一间空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牢房昏暗而邋遢，看上去不像是有意建成的，倒像是石头堆出来的。据说，德国那边的牢房有百年的历史，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无论它们多么陈旧，至少还有光线和通风。我预想着今后的五年将在这样的地牢中度过，面对宣判的坚强荡然无存了。沮丧开始占据我的内心。我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泪水一旦落下，就会如江河决堤。我感到自己好像将要爆炸，一波又一波的恐惧向我袭来，将我卷入绝望的深渊。或许我根本招架不住，这是我最糟糕的噩梦——对事情彻底失去控制。我从未想到过竟会这么糟，这将比我在德国经历的情况还要糟糕。命运就像过山车，我无力左右它的轨迹，也无法从车上下来。
牢房似乎变得越来越小，四壁向我逼近，我用眼角的余光可见阴影和墙角在移动。幻觉出现了。其他牢房里的囚犯的叫喊声穿过我的头，使压力更大了。我一直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惧症，但是从未像现在这样摸不着北。我想大叫，我受不了，我用手打墙，用头撞墙。我需要做点什么，但什么也做不了。在德国时，当我不堪重负的时候，就会锻炼。我会在原地跑上几个小时，仔细地数步数；有时我会想象地板上有个足球，从“球”上跨来跨去；有时我还做俯卧撑——但在这里，这些都做不了。与这环境更加格格不入的是，九个月来第一次我穿上了衬衫打上了领带。与其说我看上去准备出庭受审，倒不如说像要到交易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的心狂跳，我需要努力将其平复。我小心翼翼地用双臂撑着座位扶手，尽力要站立起来。血液夹杂着恐惧流过血管，手臂因过度用力不住地颤抖，但我还是站了起来。我开始在牢房里踱步。从铁门到圈定囚禁空间的那堵墙，最多可以走四步。我一边来回走着，一边在考虑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忘却忧虑。从门到墙，再从墙到门，是一个循环。我数自己走了多少个循环，一直数到不耐烦；我没有在法兰克福时的耐心。最多走六七百圈，我就一屁股坐在石板上——那是牢房里唯一可供休息的地方。我看不到时钟，也不了解这里的作息制度，根本无法猜出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