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的傍晚，她将申请表和支票寄给了登记总局，和以前一样，还附上了一个贴着邮票、写好地址的回邮信封。虽然莫里斯和希尔达都对她的私人信件没有好奇心，但她不想冒险让一封带着官方标志的回信出现在信箱里。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一直处于压抑的兴奋状态。因为害怕希尔达发现她的不安，她不得不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外度过。她在圣o詹姆斯公园的湖边来来回回地走着，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计算着出生证明何时可以寄到。虽然政府部门低效率是出了名的，但很显然，这件事实在太简单了。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记录。况且，他们不可能有一大堆申请需要处理。毕竟，法案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经通过了。
一周后，七月十一日，星期二，她看到了门口地垫上有一个熟悉的信封。她拿起它立刻往自己的房间走，并在楼梯上大声告诉莫里斯说没有他的邮件。她拿着信走到窗户边，好像自己的视力都变弱了，
需要更充足的光线才能看清楚。出生证明－－崭新，干净，比她原先得到的那个简短的表格显得庄严多了。作为一名被收养者，又时隔这么久，这张出生证明初看上去似乎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它记录了一个女性的生日：罗丝o达克顿于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埃塞克斯郡塞文金斯的班克罗夫特街，父亲是马丁o约翰o达克顿，牧师。母亲是玛丽o达克顿，家庭主妇。
这样看来，他们在她出生前就已经离开了彭宁顿。这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搬到离威尔特郡如此遥远的地方。也许他们是想要完全切断与过去生活的联系，远离流言飞语，远离记忆。可能有人给他在埃塞克斯郡找到了一份工作，或者他已经回到家乡去了。她很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看起来似乎很有名望的父亲是否善待她的母亲。她希望她能喜欢他，或者至少尊敬他。他可能还住在班克罗夫特街四十一号，或许是与第二个妻子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十年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她用卧室里的分机给利物浦街火车站打了个电话。塞文金斯在东郊线上，高峰时段每十分钟有一趟火车。她没有等到吃早餐时间就出发了。如果来得及，她会在车站喝杯咖啡。
九点二十五分从利物浦街出发的火车几乎是空的。菲莉帕乘坐的火车前进的方向正好和人流相反，因此，即使是这个时候也还是太早了。她坐在角落里的座位上，环顾四周。火车疾驰经过东郊向外延伸的街市。沿途是一排排淡褐色的房子，变黑了的砖头，修补过的屋顶，上面还竖立着乱糟糟的电视接收天线，如同脆弱、佝偻的人们在抵抗着恶毒的目光。在零零星星的细雨中，楼房变得污浊不堪。有个院子里高高地堆着废旧的汽车零件，像乡下墓地里成片的十字架一样。路边还有一家油漆厂和一家煤气厂。沙子和煤炭像金字塔一样堆着。荒地上长满了野草。一道斜斜的绿色堤岸延伸到乡村街道上。街边的玫瑰和蜀葵丛中，拉扯着晾衣绳，排列着工具房，还有孩子们的秋千。东郊，如此动听却名不副实，还有马里兰，弗里斯特门，马诺公园，对她来说都是那么陌生的地方，就如同远离格拉斯哥和纽约的乡村一样遥远，好像她十年来一直在关注却从未到过的地方。在威特切浦路下去的少数几个还没有被毁坏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街区，尽管据说一些她从未去拜访过的朋友在那里有房子，但是在她学校的朋友里，没有一个是住在贝斯纳绿地东部的。在那里的塔楼和工业废地之间，有几个自发形成的文化和先锋时尚的聚集地。但是，火车飞快经过的这些脏乱的地带却唤起了她沉睡的记忆，既陌生，又熟悉，虽然是同样的灰暗，却又是独一无二的。但肯定不是因为她曾经到过这里。也许只是因为这一闪而过的景色和她想象中的一样可怕，和任何大城市的那种典型的灰暗郊区一样，所以那些已经被忘记了的描述，旧照片和报纸以及电影片段，全都一下子涌现在她的脑海里，于是产生了这种感觉。或许，每个人都曾来过这里。这个灰暗的无人地带是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一部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