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在1788年之前就更真实吗？
不要这么快就喋喋不休，争个没完。我是说，伊拉族人是怎么称呼这些植物的？
我们正接近第一处交通灯，这时密集的植物秀变得稀稀疏疏，摩尔公园大道在车前延伸开去。现在，他放慢车速，侧身看了看我，翻了翻眼。
听我说，他说，我是完全支持土著人的土地权的。
很好。
而且我也希望哪个总理能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可以向土著人道歉，为他们遭受的那些烂事道歉，但这也是我的国家。我知道银桦这个东西，但我才不管它之前叫什么，伙计，我也没兴趣知道。这可是一个大城市，我们有四百来万人口，我们有更多的烂事要打理。
我猜想伊拉部落人也没什么大兴趣。
有过一次战争，我对谢里登讲过。打过一场战争，老兄，我们这边赢了。历史上为了领土的战争哪儿少过啊，但我认为那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大错误，从来不承认有过战争，假装是我们发现这块空地，一块碰巧以前没人用的空地。我们都在谎言中长大，当得知了真相后当然很吃惊。我可不是指土著澳洲人，他们都知道这些。
此后我们都静静地开着车，一路来到摩尔公园大道，路边是绿化带，很奢侈地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你说这条路的真名叫什么？他冲我咧咧嘴。
闭嘴，凯尔文。
不，以前这儿肯定有条路，老兄，或至少有条小路。
你怎么知道有那么个东西？
事实上，我早上等你那班飞机时才弄明白这事。
谢里登？
他说，几万年前，有个悬崖在摩尔公园大道或是澳新军团阅兵场下面，他也没把握到底是哪个。总之科瑞斯有条小路，沿着悬崖边，从悉尼湾通到植物湾。然后沙土随风从东边吹过来，那块地慢慢平了，但人们还是习惯成自然，还是走悬崖边的那条路。这条路一直走了几万年，到谢里登祖父的祖父因为伪造合同被抓起来时，它已经成了一条马车大道了。现在就成了摩尔公园大道了。
你信这个？
谢里登这家伙很糟糕，但这话倒可能是真的。
很快我们从摩尔公园大道拐出来，穿过大陆公园，进入胡拉勒，汽车行驶在巨大的大叶榕湾的无花果树下，穿过一条条维多利亚时期铸铁建造的街道。我猜可能是由于时差的缘故，我竟觉得自己一生中从未到过如此美丽的城市。
你是故意选了这个路线？
但凯尔文甚至都没明白我的问题，他现在急得很。他和财团其他成员还有个会，他们对正在下跌的股市很紧张。
今天你有什么打算？说着他终于把车停到巷子边上，又从行李箱里把我的箱子猛地拎了出来。
这是房子的钥匙，这是那辆老本田的钥匙，就停在街那边，就当是你自己的，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这是防盗密码，别丢了。今天晚上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好了，别急，想好了我上班时给我电话。珍妮特大概午饭时从墨尔本回来，孩子们四点到家，不过他们自己能进来，不用你开门。
然后他就走了，还要去面对他的董事会，而我站在他新翻修的厨房中间，担心起谢里登来了。像大部分的悉尼朋友一样，谢里登喝很多的红酒，爱辩论且很固执。然而，他又永远是那样慷慨，他一直是我的朋友，有二十年了，我知道本不应该把他们父子俩扔在机场的。我很内疚，很突然地，心里觉得很乱。
我的备忘记事本里有一大堆谢里登的号码，还有涂涂改改的记号，上上下下的箭头，像蛇，又像梯子。我按一个个号码打过去，除了留言电话机上有克莱拉的声音外，再没有什么更令人鼓舞的回应了。然后我又试了杰克·勒杜，但杰克的电话占线，最后我的注意力转到了凯尔文新买的咖啡上。
现在是悉尼早上九点，我有时差反应，迷迷糊糊的，以为现在是曼哈顿的午夜，甚至可以看见妻子和孩子在睡觉，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像祈祷声在黑暗中回响。用华丽的白杯子喝着咖啡，我觉得回到了家，但却特别地想家。
我应该打打电话，跟朋友们聊聊，很想收集他们的故事。我已经把这些故事分了类，土地、空气、火和水。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而已，但相反，我却像个鬼魂，在凯尔文内特飘着油漆味的厨房晃悠，从亮到暗，从暗到亮，从维多利亚后期的前门晃到咖啡馆似的现代厨房。厨房的钢架玻璃门对着一个黑色游泳池。要说一点妒忌没有还真有点难。房子本身只有三十英尺宽，但对于曼哈顿来的人，这空间好像大得没边了。宽宽的走廊，高高的天花板。前面宽?的大房间原本是两个房间，但现在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大饭厅——悉尼怎么就没人给房子供热呢——和一个书房，装满了传记和历史类书籍。我只找到一本小说，是爱尔兰作家弗拉·奥伯雷恩写的《第三个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