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很自信地说了解一个城市，你可能说的是一个小镇。一个大都市，根据其名称，是探索不尽的。三十天后，当我离开时，如同四月那个晴朗的早晨我来到时一样，悉尼对我来说仍是未知的。当夏季最后一波热浪退尽后，我们进入了晴朗而又凉爽的五月，我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然而我还是会带着来时已有的种种看法离开——悉尼不同于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它之所以是悉尼，不仅取决于其痛苦而又独特的社会历史，也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土地、空气、火和水。
你可以在纽约过完一生，听别人大发一通议论，然后说服自己，大自然不适合自己。我也不会让纽约的朋友讲一些关于土地、空气、火和水的故事，借此来定位曼哈顿。但当我走在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时，我所想到的，恰恰就是这个。用这些来定位悉尼，这主意不错，当我朝着第二个出口走去时，我相信，有一大堆的写作素材在等着我。
我在等凯尔文，而他已经在那儿了，身材魁梧，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褐色西装。之所以是凯尔文，是因为我们的友谊最久远，最深厚，而且在我的写作计划里，他刚好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片干燥的土地上，他知道很多有关水的事情，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凯尔文在人群中挥舞着手中的《金融评论》，向我挤过来，不过我得承认我改了他的名字，倒不是出于法律上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之前已用过他这个人物了，如果你看看他那红通通的脸膛、粗大的脖子，还有挤过人群时的肩膀，你就很容易猜出，这个人即便是在纸上的世界里也不会接受任何束缚。实际上凯尔文也喜欢活跃在纸上，但对于自己在其中的形象很挑剔，还爱管闲事。他常与编辑们喝酒，这些交往圈子让他能够背着我，在校对的时候把那些段落全删掉了。
凯尔文内特？当我告诉他这个名字时，他嘟囔道，这是什么鬼名字。
1974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口时，他就老了。现在更不会留披肩金色长发了，原先光溜溜的脖子上挂着的鲨鱼牙也不见了。然而，一听到给他安排的新名字，他还是老样子，敏感、好动、好争论。
尽管他不高兴，我还是打算叫他凯尔文内特，不过作为回报，我会让他再多些头发。他应该感激我才是。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穿着皱西装的中年人，其实，我是有权把他弄成秃顶的。
凯尔文内特？他还在嘟囔着，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这么说着，他一把抓起我的箱子，走向停车场。
等等，我要换些钱。
算了吧。你不想有麻烦，可你已经惹麻烦了。
我没麻烦。
不，你有麻烦。谢里登在这儿。他在找你。
我怎么能猜得到是谢里登最终把我那个简单的写作计划捣腾得很大，还要求我把他也写进去。
在人群里搜寻着那张满是胡须的邋遢面孔时，我很无辜地说，我可很喜欢谢里登。
不能那样，老兄！凯尔文说着就紧紧抓起我的胳膊，把我推出了外币兑换处，一直推到悉尼那明媚晴朗的室外。老兄，不行，谢里登老儿喝醉了，他可没法和你愉快地聊天儿。
现在是七点钟。
对啊，我告诉他你昨天到了，我还说你正待在瑞景，但他还是在到达厅瞎转悠。
我们可不能把他撇在这儿。
老兄，放轻松。他大儿子和他在一起，而且，感谢上帝，他清醒不少了。你也不想一下飞机就应付这个。谢里登和克莱拉分手了，现在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洞里。
唉哟，真不幸。
那对于克莱拉未尝不是好事。谢里登迷上了土著人的火棍农业，除此以外他不会说别的。他原来有一大堆笔记要给你，可他自己又给扔了，他儿子拣了回来。都是一成不变的那几件事。
我还真想读读有关火棍农业的事。
听谢里登说，整件事压根儿就是采矿公司的阴谋。
有什么目的？
鬼才知道呢。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车了。
我跟着他找来找去，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车，新的，八成新的，一排接一排。可能是那个出发时肯尼迪国际机场太过丑陋和混乱，或是因为这儿空气中桉树的味道，即便是在一个机场的停车场里，悉尼都显得特别的放松和有魅力。那是早上七点钟，一切显得很干净，一点也不拥挤。东北风轻抚着，开花的小灌木随处可见，还有钟鹊那水晶般清澈的鸣叫。
前面一排有辆车灯一闪，喇叭又响了一声。哈，凯尔文喊了一声，在那儿，她响了。
天哪，凯尔文，一辆美洲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