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危机还造成了另外一些对第三共和国的未来不利的后果。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授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以制约国民议会的权力。在麦克马洪的经验之后，再没有一个法国总统敢于行使其解散国民议会的宪法权利了。共和国总统成为一个傀儡。而且，国民议会也倾向于挑选软弱平庸的人担任总统。① 克列孟梭曾经宣称：“我总是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他本人在竞选总统一职时就曾被一个远逊于他的人所击败。民选的国民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只受到参议院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限制。它不仅成为主要的立法机构，而且成为实际上的政府行政机关；同时，总理及其内阁只有在它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消除了解散国民议会的威胁，议员们的四年任期有了保障；不必面对提前改选的威胁，议员们得以摆脱政党的控制，也不受选民的影响。这有助于形成一批组织松散的党派，使得国民议会里不可能存在稳定的多数。政府上台下台，平均每年几乎更迭两次；而国民议会每四年才改选一次。在这四年期间，国民议会中多数的产生与消失，不是由选民来决定，而是由议员们在走廊里所达成的交易来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当上部长。内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不管政府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意料之中的变化，部长们却常常留任。对于许多政客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听音乐抢座位的游戏。组织上如此不稳定而且政治上如此轻浮的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每一个卷入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挑战。
但是，在动荡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些令人迷醉的日子里，这些固有的弱点不易被人察觉。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民用他们的选票最终表明，他们需要一个共和国。在意外而屈辱地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法国人民将在其治下生活的政权体制，存在着争论和不确定因素。现在，终于有了一种选择。当教会、军队、保王党人和极端保守分子预言一个建立在公众意愿基础上的民主政体 ① 只能带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时，大多数法国人似乎感觉到，他们的新生活渐露端倪。他们终将拥有九十年前的大革命许诺给他们的个人自由－－尽管还没有平等和博爱。他们终将成为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和牺牲品。② 在他们－－而非大权在握的少数人－－看来，第三共和国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法国社会的结构就能发现，失去了其政治支配地位的反对共和制的右派，在国内仍然占据着使其得以保存强大实力的行政和社会地位。它继续控制着陆军、海军、外交、地方行政官吏和大部分公共管理机构。私营金融界、工商界和自由职业界主要掌握在它的手中。由于控制着大部分报刊，它可以操纵舆论。它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在十九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它通过动摇了初出茅庐的共和国的根基的三次危机，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些危机是由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争斗引起的。虽然每一次危机的结局均为共和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反对共和制的反动势力终遭挫败，但是，三次危机全都进一步加深并恶化了法国人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终被证明对于共和国的生存具有极为致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