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自己能这么描述——就在这个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大群喝得半醉的布拉格人唱着歌儿，挥舞着酒瓶子拥进房间，口袋里塞满了香肠，我则从肿块团团的沙发上蹦起来，一直跳到天亮。天亮的时候，阿利克斯和罗莎已经走好长时间了，卡特琳娜大笑着，把扬和菲利普推出门去，转回头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她的闺房，我们并肩躺在床上，我是彼得 · 费什，她是埃娃 · 巴多克，然后……然后……然后可惜什么也没发生。卡特琳娜开始煮咖啡，罗莎最终接受建议，脱下了毛皮大衣，扬开始断断续续地讲他在美国的另一个故事，为自己的笑话大笑不已。以前我从未发现扬的笑声竟如此狂放。随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喝上咖啡。有那么一会儿，卡特琳娜的感冒更厉害了，她朝加热器凑近些坐下，轻轻地喘着气，不断地擤那只红肿可怜的鼻子，她把湿漉漉的手纸攥成纸团，一扬手，扔进如今已近满溢的壁炉架。罗莎用捷克语和她说了一句，听起来好像是责备，她皱着眉头，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昂着头走进厨房，把咖啡壶嘭地一声放到炉子上，随后又打了一个喷嚏。罗莎举目向上看了一眼，便走过去找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暗藏愤怒的语气争辩着什么。扬看看菲利普，菲利普耸耸肩。这时，阿利克斯在这个晚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表现出他的兴趣，为了将注意力从争吵的女人们那儿转移过来，他小心翼翼地坐到罗莎刚才坐的位置上，在我的旁边，用无可挑剔的都柏林口音满怀渴望地问我是否想“出去喝一杯”。这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或者曾经是一位英格兰-爱尔兰文学教授——在那些日子，我在这个城市遇到的大多数学者都被解职了。他曾到爱尔兰去过。他把他曾访问过的地方称为圣地：“艾莱丝大街……都乐巴莱……阿兰岛……”他曾经见过布伦丹 · 贝汉。我说，那么，你一定和他“出去喝一杯”了？不过，贝汉看起来已经喝不少杯了，他在酒吧里呼呼大睡。阿利克斯说，爱尔兰人非常好非常友善。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曾跟他讲过詹姆斯 · 乔伊斯的一个笑话，但他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屁士’① 艺术家？”在斯里郭，一位老船夫向他保证说在这个地方除了他没人听说过因尼斯弗瑞湖岛，可是当游客让他带他们到那儿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船划到瑞特岛代替那个地方。我说确实是这样，叶芝老年的时候曾找过因尼斯弗瑞，却没找到。阿利克斯教授温和地笑笑，摇摇头。我问他是否真想让我陪他出去喝一杯，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异常急切。他又笑了，说这次十分遗憾，这正是维亚叔叔心绪不佳的时候，在布拉格没有吉尼斯黑啤酒。我说我并不在乎喝什么，我只想喝点儿什么。他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玩儿，就冲我眨眨眼睛，在我胳臂上轻轻地捅了一下，把我当做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这时，我们身后的争吵差不多结束了，罗莎走过来，看起来受到了冒犯，满脸不悦地穿上皮大衣。阿利克斯冲她说了些什么，使她表现出对我的关切，嘴角露出淡淡的怜悯之情，我猜自己对饮酒习惯的玩笑说法被她曲解了。阿利克斯和我庄重地握握手，陪着罗莎走向门口。在门边，他们两人略略停顿一下，我觉得这有点儿情节剧的味道，罗莎此时完全就是个西特韦尔。我回头看看卡特琳娜，门在她身后敞开着，她不太高兴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不过还是走了出来，送他们离开。我们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去渐远。菲利普说：“老天，我觉得我的亲戚们可真糟糕。”我问，罗莎和阿克利斯是卡特琳娜的父母吗？菲利普瞧瞧我，又看看扬，他们又嘿嘿地笑起来。我听见楼下的大门打开的声音，卡特琳娜和“假定的父母”勉强地道过晚安。一阵风从楼梯的平台上吹进来，带来一股强烈、刺激的冰雪的味道。卡特琳娜回到屋中，对我们这些男人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走到洗涤池边开始气哼哼地刷洗杯子。菲利普和她说了几句话，她耸耸肩，仍然背对着他，什么也没说。扬站起身，冲着我和房门口扬扬眉毛，拿起他的皮夹克。晚会似乎结束了。我穿上大衣，以为菲利普也会穿上外套，可是，菲利普，大块头菲尔，却仿佛要留下来。我和他，我们两人再次握手，说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在都柏林、纽约或者萨拉托加温泉村。卡特琳娜走到门口和我们道别，我向前倾身，想吻吻她的脸，不料她后退一步，打了个喷嚏，微笑着说抱歉。
街上的雪越积越厚。阿利克斯和罗莎的脚印已经全被填满了。扬把手插在夹克衣袋里，我们两个一起走进雪花漫舞的夜色中。我向他询问菲尔和卡特琳娜的事，扬抬起肩头挡住嘴，说：“她认为他能把她带到纽约去，给她一份工作，让她成为名人。”他能做到吗？我问。扬看着我旁边的人行道，在飞舞的雪花里，他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笑……
为什么我会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记住那个夜晚呢？一切都像菲利普 · 拉金满腹辛酸地看到的景象那样。事实上，在卡特琳娜那间宽敞、昏暗、冰冷的房子里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它却正是1989年革命之前布拉格的典型特征。那个场景的特殊性在于，它虽普通平凡却不可思议，既沉闷乏味又古怪奇异，对于西方游客来说，这正是那些被监禁者的生活特征。这群被监禁者，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难以抵抗的、庸俗的体制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流亡者，从偏右的索尔仁尼琴到为左派欢呼的约瑟夫 · 布罗茨基，他们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缺乏理智极为愤怒，简直就是出离愤怒。然而，在布拉格，像扬、卡特琳娜和她的父母（ 倘若那是她的父母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愤怒并不多，而只是厌倦、无聊、烦躁和不平。卡特琳娜厌倦了她的琐碎、庸俗的生活，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那只功能不良的加热器，水池里的玻璃杯，储量很少的冰箱，从楼梯吹进来的风……她渴望五彩缤纷、激动人心、冒险刺激；像教授的妻子玛尔塔从前一样，她想去美国，想要拥有所有美国所代表的事物。我不知道菲尔是否能把她带到那儿，我倒愿意设想她是用自己的钱去那儿的。今天，当我在纽约、伦敦或者都柏林遇到某个长得像埃娃的姑娘做着卑微的事情，我都很想知道，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她们每个人都异常美丽，在眼睛下面会有动人的黑色暗影，她们站在当地亚洲人开的食品店的冷冻柜台后面，柔弱纤细的手指揉搓着冰冻的生肉，修长美丽的双腿已经有静脉曲张的迹象。这时我会想起卡特琳娜，想起她厌倦的绝望的神情，我也会想起罗莎和沉默寡言的阿利克斯、玛尔塔和教授，以及那些我认识和更多不认识的人，想起他们伤痕累累的生活。我希望现在他们能过得快乐些，能活着看到独裁者的倒台，我仍然能听到我的朋友兹德涅克悲哀的叹息：“太晚了!对我来说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