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凝望墙上的十字架，我都感觉身后站着什么东西。令我异常恐惧的是，我从前凝望而感觉毛骨悚然的那个十字架，如今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悬荡于黑暗中。
无论方式如何不同，桥总是护送着那些或悠然漫步或匆促奔行的人们的脚步，将他们送至彼岸，走向目的地，走向人生终点。跨越溪谷与河流的桥拱，有的高些有的低些，但不管走过的人是否注意桥拱的起伏，他们都会循着自己的路线走向下一座桥，事实上，他们正努力克服自身的平庸和弱点，以使自己能够接近健全完整的神明。无论我们能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能否为桥的出现而心怀感恩，就像面对桥上的圣像时所想的那样，还是根本看不到桥的神圣的存在甚至将这一切都置之度外，桥都像一条通道，在神明面前聚合，又在神明面前穿过。
桥以自己的方式将大地与天空、神明与凡人聚集在一处。
今天，站在查理桥上，置身于满脸紧张的游客和心情不佳的观光者之间，眼前的风景似乎少了许多应有的色彩。桥上风光能令人想起海德格尔精神化的界定，但世俗化的界定可能更适合当今世界遗产城市之一布拉格的真实情况。
河流、桥、人类社会……
费塞拉德城堡坐落在峭壁之上，自1085年起，普热米斯尔王朝统治了50年，当时费拉提斯拉夫一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王宫。1140年以后，普热米斯尔皇室搬到布拉格城堡的后面，即河的左岸，在此地建立了皇权中心；后来，查理四世大兴土木，重建城堡，修建要塞，迄今为止，这些强大坚固的堡垒依然有迹可寻。15世纪，几次胡斯宗教改革战争使查理的建筑艺术品损失了大半。此后，费塞拉德城堡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城，商人和手工匠人住在这里，这里逐渐地被历史的压路机推压碾平，为另一个城堡开辟了道路。这种接二连三的衰落和破败带来一种明显的停滞和压抑感，即使在鼎盛时期，这里的喜庆气氛也比意气消沉的老城和忧郁沉闷的玛拉 · 斯塔纳城堡稀薄得多。费塞拉德尽管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却不大。到达那里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地铁站出发，途经之处有典型野兽派特征的庞然大物——文化宫赫然耸现，还有同样令人不快的科林斯式旅馆，亦属于那种沉闷之作，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它们都虎视眈眈地俯瞰着一所监狱——旅馆里的客人可以看到囚犯们在放风时间绕成圈儿忧伤缓慢地蹒跚而行。离开这个恐怖之地，进入纳 · 布坎斯，这是布拉格又一条令人难以理解的荒芜、倦怠且凶险的街道。这儿有塔波门，那儿是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圣马丁圆顶教堂是罗马风格的珍贵建筑，仍然行使着教堂的功能，是我进过的最小的教堂。此地为安葬了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梅塔那、作家卡雷尔 · 恰佩克和扬 · 聂鲁达而自豪，斯梅塔那曾根据丽碧丝和那位强壮的农夫的传说创作了一出歌剧。行走在冷寂无人的小公园里——捷克语把公园叫作“sad”（ 英文意为“忧伤”），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用在这儿似乎尤为合适，不太适宜的是此处的居民是四对巨大的石头雕像，都是出自约瑟夫 · 米斯尔贝克之手。另一群居民住在附近的墓地，它们不仅有丽碧丝和普热米斯尔，还有扎博伊和斯拉沃伊，我的《旅游实地指导手册》认为后面两个人是“古老传说伪造的神秘人物”。1945年，人们把石像从原来的帕拉斯基桥搬到了这个地方，同年2月帕拉斯基桥受到美国炮弹的损毁。这是桥的另外一种特性，正如海德格尔在一首不出名的颂诗中所言：不幸之极，它们那么容易受到炮火的攻击。
对于最后一次参观费塞拉德的经历，我究竟能清晰地回忆起多少呢？我草拟了一份清单：沙石小径上落满潮湿的枯叶。一位母亲带着刚学走路的孩子穿过公墓走向一条伸向远方的小路，似乎两边的墓碑是超市中一排排的售货架。一位修女走进圣马丁的圆顶教堂，点起一支蜡烛，脸上洋溢着喜悦纯净的微笑。仰望冬日里树上萧条的黑色枝丫，可以看到教堂黑色的尖顶。一个嗓音柔和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毛衣，坐在小广场的桌子边，兜售着进入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门票——但事实上，对教堂本身我并没有多少记忆……从历史的观点来思考，就像给一个故事赋予一个快乐的结尾，其实就是决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问题。黑格尔在德国耶拿大学论述绝对理念时，听见窗子下面拿破仑和他的骑兵正在鏖战，他把这个小小的科西嘉人想象成一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想的却是他的痔疮，同样，仍然是这些痔疮可能成为滑铁卢战役惨败的主因之一。事物各有因果。在不断的解构过程中，事实很容易受到影响。不规则几何的创始人伯努瓦 · 门德尔洛特思考的问题是—— 一条海岸线的精确长度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说欧洲海岸线最终的精确度是几千几百英里呢？如果我们使用码尺作为测量单位，计算的数字会远远地小于我们用英寸进行的测量。想一想所有那些大海湾、小湾、入口、沙丘、岩石、泥土的纹理、原子、电子、核子、基本粒?、超弦理论……这么一想，立刻让人头晕目眩，根本找不到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因此，只能听之任之，既往不咎。历史是巨大的画面还是微小的笔触，是壮丽的风景还是落满尘灰的历史记载？爱尔兰的历史学家正在忙于研究在修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展开的热烈辩论。修正主义者想要对古老的虔信忠诚进行新的阐释，他们指出，也许1840年的那场饥荒并不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错误，也许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并非像我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是光荣的流血牺牲；而传统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学家把许多史料当做一种民族建设的工具，对曾经的历史，他们坚持一种诗意的、民族主义的解释。在费塞拉德墓地，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斯拉维——即万神庙，19世纪90年代初由建筑师维尔建造，那些雕像模仿的是“喜乐之乡”和“哀痛之乡”的风格，包括大约50个民族英雄的遗体，还包括新艺术画家阿尔方斯 · 穆乔和音乐家扬 · 库贝利克。
在斯拉维的这些纪念碑里，我们偶然发现了年轻的安东尼 · 伯吉斯的同学，那位曾经鼓励他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和妓女们调情鬼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