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罗艾娜说， 一边走过来给了柳芭一个拥抱，而那个温顺的姑娘泪眼汪汪地还了她一个拥抱。“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帮俄罗斯人就是一群黑鬼。”
“哎，你说什么呢？” 斯维特拉娜说。
“别想歪了哎，”罗艾娜说道，“我这可是褒奖的意思。”
“这不是褒奖！”斯维特拉娜大吼一声。“你得解释清楚。”
“冷静点儿，亲爱的，”罗艾娜说，“我只不过是说，你知道……，你们的男人没有工作，孩子们有哮喘病，而且你们都住公房。”
“米沙就不住公房，”斯维特拉娜说，“我也不住公房。”
“没错，可你们和其他的鸟儿不一样。你们都是初匪。”罗艾娜一边说着，一边用胳膊做了个贫民窟的手势。
“我们是什么？”
“最初的土匪。”阿廖沙-鲍伯解释说。
“瞧瞧米沙，”罗艾娜说，“他爸为了屁大的事杀了个美国商人，他现在连他妈的美国签证也拿不到了。这个就是……就像，硬核。”
“也不全是因为老爸，”我小声说，“是美国领事馆。还有美国国务院。他们恨我。”
“再问一次，什么叫‘银壳’？”柳芭问道。她这会儿不太肯定谈话的走向，也不太肯定她和罗艾娜还是不是“姐们儿”了。
斯维特拉娜扔下钓鱼竿，双手叉着小蛮腰，转身朝着我和阿廖沙-鲍伯，“都是你们的错！”她用俄语大吼：“就知道那愚蠢的说唱！就知道那傻瓜”贫民窟技术“！难怪人家对我们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动物似的。”
“我们只是想找点乐子。”阿廖沙-鲍伯说。
“如果你想做个俄罗斯人，”斯维特拉娜对我朋友说，“你就得想想要给人留下个什么形象。人家都当我们是土匪和妓女，我们得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
“我诚心诚意地道歉，”阿廖沙-鲍伯说，他的手象征性地捂在胸口上，“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当着你的面说唱了。我们一定努力改善我们的形象。”
“他妈的，你们这些黑鬼在说什么呢？”罗艾娜说，“讲英语好不好？”
斯维特拉娜转过身，用她那气得变了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往后退了几步，险些跌进“产卵的鲑鱼”水域里。正当我的手指头已经触到手机上娄万医生的速拨键时，我的仆人蒂莫菲飞奔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老爷，”我的仆人停下来，喘了口气。“请原谅蒂莫菲打断了您的谈话行吗？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罪人。可是先生，我得警告您，警察过来了。我恐怕他们是来找您的──”
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直到从旁边“多变的鳟鱼”浮桥那边传过来一声男中音的叫喊。“警察！”一位先生大叫。刹那间，所有的人——那些持有美国MBA学位的年轻的银行雇员、戴着黑珍珠穿着白色晚礼服的老女皇、爱好普希金的生意人——都朝着免费代泊停车场（他们的路虎车正在那儿空转呢）奔去。从他们身边跑过来的是三个身材魁梧的警官，他们时髦的蓝色帽子上有模压上去的疑似营养不良的双头鹰图案，在他们身后跟着的是他们的领导——一个穿着便服的年长男士，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慌不忙地走着。
显然，这帮猪猡是冲着我来的。阿廖沙-鲍伯凑过来要保护我，他的一只手搂着我的后背，一只手搂着我的肚子，好像我就要翻船了似的。我决定原地不动。这真是不通情理！在文明国家比如说加拿大，一个有钱人跟一帮朋友一起钓鱼才不会受到官方的骚扰呢，即使他们真的犯了罪的话。穿着便服的长者－－我后来才听说他有个有滋有味的名字叫贝鲁京 （让人听起来就想到鱼子酱）——轻轻地推开我的朋友。他把鼻子凑到离我的不足一厘米的地方，我望着那张灰白的老脸，那双眼白发黄的眼睛，这是一张在俄罗斯同时代表着权威和无能的脸。他大动感情地盯着我看，好像想管我要钱似的。“米沙·温伯格？”他问。
“怎么着？”我说。那意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爸刚刚在宫殿桥上被谋杀了，”那警察告诉我，“是被一个地雷炸的。有个德国游客拍下了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