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由延安动身准备经西安转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初步接洽和谈判。至此，两党谈判再度拉开帷幕。但事实上，此次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宣传战。还在林伯渠动身前来谈判之前，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就报告蒋称：“延安拟先派林祖涵来渝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果，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据此，蒋介石也并不把林伯渠此来看成是一次接近的机会。相反，他专门召集党务小组会议，讨论对外宣传计划及对共党宣传策略，并指示对共党代表林祖涵来渝时之交涉方针及态度。其训示要求国民党负责人员应注重其宣传性。“各负责人员，每次与林祖涵谈话情形与内容，可逐日予以公开发表。”尤应注意对国际之宣传，注意：“（一）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二）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三）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蒋总裁训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之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故国民党方面这时对于与林伯渠谈判本身，其实并不重视。其此时制定的“极机密”的“应付对策”、“应付之要点”等文件，且一方面认为：“奸伪目前党政军各方面均感苦闷”，“林之来此似有谋相安一时之意义”；一方面却又声称：“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其放弃既拥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为夺取政权过?中之一种步骤。”其不过试图“以对等谈判之态度，再与中央高谈合作”，并以“猛烈之宣传”“陷中央于失败之困境”，故其“乃以谈判不成为目的，决不以谈判成功为目的也”。因此国民党的应付方针，也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他们甚至把策反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也当成自己的计划内容之一。
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两党谈判，自然也并不抱多少幻想。毛泽东估计：蒋介石不过是“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要改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只有根本改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和一党专政的现状才有可能。因此，为取得战后对共产党有利的形势，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全面压迫，中共中央在重开两党谈判之际，立即展开了争取民主民权的宣传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