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张治中约林彪和周恩来商谈。林彪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对于此次谈判的具体要求，即“三停三发两编”（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发药；及同意共产党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编新四军为十八集团军之一个军）。张治中当即打断话头，要求共产党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说什么如果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为好；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其实，在这时，中共中央为谋求缓和，谈判方针与此前已有较大的不同。它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军队可以不扩充；（二）作战区域战后可以有所调整；（三）边区必须合法化；（四）共产党员必须享有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毛泽东显然认为，这一态度将不难为国民党所接受。因此毛泽东在林彪见蒋后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毛泽东致恩来转林彪电》，1942年10月25日。
但是，国民党方面在具体谈判条件上，显然比毛泽东这时所估计的要苛刻得多。正如其联络参谋陈宏谟等此时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时所表示的，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而不在于是否承诺战后照皓电要求集中。因此，周恩来等根据各种情报得出如下判断：“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估计，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只能出现以下结果：（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将没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他们亦照样口惠而实不至；（四）如我们能做某些让步（如广东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亦可实行某些让步，但不会实现我们全部要求；（五）如林向蒋始终不提全部要求，口头上表示愿听调遣，申明困难，请求接济，蒋高兴时或可答应给点药品之类；（六）如林向蒋提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从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且使关系弄僵，不利于目前形势之缓和。鉴于此，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唯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