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先生 这位老北大政治系主任，想来是很多人熟知的了。关于钱先生渊博的学识，用不着我们多加介绍。他特有的刚直和正义感，倒值得我们年青人学习。自从“一二·一”复课以后，钱先生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的会议。有一次，联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迳赴重庆就任三民主义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钱先生曾经对同学说：“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钱先生对同学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联大政治系一九四八级（疑为“一九三八级”——编注）第一次“各国政府”的讲堂上，钱先生告诉同学们说英文程度太差，要好好努力。几年来的剥削，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来，据检查，钱先生的血球已经比正常状态差了一百万，就是平常走到教室时，都要休息几分钟才能开始讲课。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汤用彤先生 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海内佛学大师，研究魏晋玄学。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一九四二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在有一次的哲学系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骂以学问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在学校附近，你常常可以看见汤先生和两位十岁左右读附小的小弟弟捉迷藏。
袁复礼先生 “在国内，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袁先生加上谭锡畴先生，整个中国就差不多了。字希渊，“希”是谦虚的意思，袁先生的“渊”在联大理学院，只有曾昭抡先生可以与他相比。但是袁先生对于政治向来不愿意在不大熟识的人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正因为太博的缘故，听他的课相当费力，真觉得他是“天马行空”有“犹龙”之感——见首不见尾，“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人说：袁先生最好教研究院。学生到系办公室里，一杯清茶，有时也许是咖啡，香烟满室，谈起来仿佛不能有个完。也许是太博的关系，袁先生很少动笔，在新疆和蒙古转了几年，集了几十箱标本，运来运去，遗失泰半。前两年听说又在什么地方搜回了一些，恐怕要回北平再慢慢整理了。
雷海宗先生 联大历史系主任，是成一家言的名史学家。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
刘崇鋐先生 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待人和蔼可亲，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参考书目中有《联共党史》，这也许在旁人会引为奇怪的。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
冯文潜先生 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待同学和蔼而庄严，使你有爱慕景仰之感。对同学功课很认真，哲学系冯先生西洋哲学史的报告是催得最紧的，对同学的事向来是持友善中立的态度，在“一二·一”罢课中，教授劝同学复课的时候，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大篇道理，还夹杂了些威胁的话要同学上课，金岳霖先生向来是对同学的事漠不关心的，那一次对主张不复课的同学冷嘲了几句，但是冯先生在那时并没有表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