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天和没头脑回来后，我们又喝了会儿啤酒，他们便告辞了。第二天我就约了不高兴出来。他来了，还带着伞。在北京大雨滂沱的夜晚，我们撑着伞在广安门一路散步，雨淋湿了鞋都浑然不觉。我们在破旧的小饭馆里聊天，在夜晚收听同样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分别读了我们发去的短信。激情就这样增长着。
我们相约看了期待已久的演出。所有我想看到的乐队都看到了。一进场已经是第三支乐队了，是我最喜欢的那首《KKK took my baby away》，他拥着我冲进人潮，我们跟着音乐一起POGO，差点把我头上的发卡给冲折了。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不久，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没头脑”，他是几个礼拜前看演出认识的skin head小孩，他见了我，问：“‘不高兴’呢？”哈哈，当时他叫“没头脑”而另一个叫“不高兴”。两个人在今夜的演出重逢。
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漠至极，就像心脏突然沉重起来，更接近音乐了，却也没什么快乐了。我却没有再去POGO，因为我已经不在他的视线里。
演出结束后，我与他和其他许多人坐在门口聊天。正如我们相识的那天一样。这次我们却相对无语。
“你一会儿干吗？”我问他。
“回家吧。你呢？”
“我也回家吧。”
说完这句话，我还是磨蹭了半天才站起来。我知道该走了，却不想那么孤单地离开。这个夜晚是如此荒诞，一切变得真实无比，却理不清头绪。我真是不知道怎么了。实在坐到无法继续再坐着时，我就走了。我和一个女孩一起散步到街心花园聊天，得出许多奇怪而有趣的结论。我们今夜都不太开心，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我记得有槐花落到我的短裤上，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吃着落到椅子上的槐花。
回到家，我捂着被子，一气儿哭了四十分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如此冷漠？我到底哪里做错了？突然，我想到，他会不会因为我和另外一个留着鸡冠头的男孩聊天而不高兴了？找到这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我睡着了。
那个鸡冠头男孩很瘦，他叫向阳，是punk，王崴是skin head。
连续把一首歌听二十遍，是我每次高兴和不高兴的明显证据。第二天我终于忍不住给他发短信。他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南城的某条街边找他。
自从成年后，就很少再去南城。当我在夜晚树影婆娑的街道边发现他光着膀子穿着条牛仔裤的身影，或多或少有些新奇。他明显是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话。
那夜是如何结束的我已经忘记了。或许是他在路灯下的那个剪影太过醒目，别的都被当成了背景的缘故。
此后我常常去找他。每次坐公共汽车的时候都会觉得兴高采烈。公共汽车上的人怎么都那么开心呢？我们常常沿着河边散步，有天下车后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人卖花，便挑了一束橙色的玫瑰。他很高兴，把花放回家，还拿手机拍了张照片。
只是那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的风波。王崴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其中有几张是他和另外几个女孩子的。我问了几个问题，没想到牵扯出来另外一件事。我有些生气了。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片刻之后，我向他道歉。
“是，你是有点。”他不客气地说。
那天晚上再去河边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胸中的激情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淡下来了。初秋的微风吹在身上已经有些凉了。
他送我去地铁站。我们拉着手走过的街道旁边闪闪发光的天空，而当我们走过，背后便又重变得黯淡。一切都分外耀眼——树木、霓虹与柏油路。
“你感觉到了吗？”我问他，“我发现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像钻石一般闪闪发光。”
九月份的时候，为了能在一个音乐节上演出，我不得不经常去通县的一个地方和一支乐队排练。我常常在下午坐地铁到国贸再转937路公共汽车去通县的某个小区。路程之漫长过程之乏味简直难以忍受。唯一动人的便是一掠而过的街边台球桌在路灯下发出迷人的绿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