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慈善事业，让塞尔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得到了喘息之机。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股票和债券交易中继续收取固定佣金的日子似乎已经屈指可数了。基于这样的变化，很多在收入上完全依赖经纪业务和销售研究的公司，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就此退出市场。在出现这种变化之前，纽约证交所的所有交易均收取较高的固定佣金，具体水平依股价而定。新的规定于1975年5月1日实施，一夜之间，平均佣金水平下降了75%（在那个时候，在线折扣经纪业务还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一笔5 000股IBM的股票交易，在35年前要收取1 500美元的佣金，但是在今天，只需要8.95美元就可以在线执行）。这种变化给贝尔斯登带来的影响是，我们的大宗交易和机构销售（这也是塞尔的专长，也是贝尔斯登在过去几十年中利润率最大的收入）遭遇不可逆转的大幅萎缩。但是，随着5月1日日渐逼近，尽管已经知道股票费率即将寿终正寝，但塞尔依旧坚持认为，由于我们为机构型客户和零售型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专业咨询、日常服务及市场研究）本来就只收取优惠费率，因此，这会让我们不必降低费率。高盛的格斯·利维也在幻想这样的特例情况。但市场规则永远不会对任何人开恩，在新政实施的第一天，我们也没有成为特例，和所有证券公司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削减收费标准75%。当然，高盛也没有成为例外。勒布罗兹公司（Loeb，Rhoades）在继续坚持了48个小时的幻想之后，也不得不顺应大势，因为在这48个小时里，他们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客户的交易电话。
两年前，我们搬到了沃特大街55号的新办公楼，华尔街1号的办公室显然已经无力支撑我们的庞大业务规模。到1973年，我们仅在纽约就聘用了600名工作人员，各分支机构的雇员数量超过了100人。此时，20世纪60年代“高歌猛进”的市场已经让位于衰退和通货膨胀，道琼斯指数走进漫长的下行通道——仅在1973年便下跌45%，整个市场笼罩在灰暗和忧郁之中。不过，我们还是在当年实现了微利，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我们的风险套利，但主要功劳还是我们所属的“优惠产品”。按照我们提供的一种“优惠产品”，贝尔斯登以极低的折扣向投资者出售刚刚以更低的折扣买进的权益证券。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目标是本身价格较低且无人问津的股票。例如，当前市场交易价格为每股10美元，但如果继续以存货形式持有的话，其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跌。此时，我们可以按大宗交易的形式，按每股3美元的价格大批收购，然后，马上在道琼斯的报价系统中宣布，我们准备以每股3.25美元的价格转手交易。于是，经纪商会蜂拥而至——“不可思议的便宜货”，他们可能会告诉自己的零售客户：“就在两天之前，它的市场价还是10美元！”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赚到一大笔利润。正是凭借这种经营之道，我们在黑暗中走过了艰难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