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出局
对于荣智健的离任，我们恐怕很难用“成功”或者“失败”这样的词语为他作注解。
在风云变幻的商界来说，富豪的人生浮沉本不算什么。但是，荣智健的黯然谢幕引发了人们对荣氏家族的关注： 那么显赫的背景，一个风云一时的红色贵族，他怎么可能？荣氏家族会就此衰落吗？“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难道真的如此灵验吗？
在荣氏家族辉煌百年的历史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荣家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家；在此之后，荣家的身份和地位要复杂得多。郑也夫教授认为，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中国政府要借用“荣氏家族”这块金字招牌，才起用荣毅仁创建中信集团，后来他又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智健在香港的发迹，主要是受父亲的庇荫，而不是家族的传承。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荣氏家族是非常特殊的一章，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是唯一一个跨世纪的商业帝国，可谓是中国百年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完整标本。在过去几十年的发迹历程中，荣氏家族采取的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模式，一方面，这种模式的特征之一是依靠国家垄断权力得到更多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个人和民营资本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人们之所以还把已经离任的荣智健与中信等同起来，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因为特殊的原因，荣智健与中信集团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在充分利用中信背景做大中信泰富的同时，荣智健也在不断增持个人股份。从1992年开始，荣智健先后利用中信泰富收购恒昌股权、公司增发股票、管理层股票转让等机会，将个人持股比例增加到19％，由此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按照香港媒体当时的评论： 从这时起，虽然中信泰富仍由中信集团相对控股，但是刻上了荣氏家族的深深烙印。这也使得荣智健看到了完全控制中信泰富的希望。
不幸的是，2005年10月27日，一手缔造了中信集团的荣毅仁逝世。荣智健有意在去掉父亲光环下完成一次巨大的投资--对赌澳元，但世事难料，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这场赌博以中信泰富的巨亏告终。这场赌局的后果不仅仅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个人形象受损，更深的影响是荣智健将彻底失去主导中信泰富的机会，失去振兴荣氏家族的大好平台。
知名产业评论家朱志砺先生认为：“背景决定前景。从一开始，荣智健的成功就与他的红色背景息息相关。同样，荣智健的谢幕，也与他的背景直接相关： 他赚钱太容易了。荣智健的一系列收购活动，都有中信集团在背后‘保驾护航’。在经营方面，他旗下的大昌贸易主营家电与汽车，主要市场就在内地，在批文、配额方面自然享有优先权。”
荣智健和李嘉诚同在香港，一个是“内地首富”，一个是“香港首富”，如果把这两位首富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荣智健与李嘉诚的投资业务很相似，都集中在资源、电信、能源、航运、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司性质也很相似，都是综合类实业投资公司。但两人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李嘉诚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深知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李嘉诚的投资项目从战略布局到过程管理，都非常严谨。荣智健的战略前瞻眼光非同一般，但是，他是一个潇洒的“公子哥”，作风显然有别于草根出身的李嘉诚，他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于炒汇巨亏，荣智健甚至解释道：“中信泰富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规定，进行交易前也未经主席（即荣智健本人）批准，财务总监周志贤未尽其监督职责，未将这样不寻常的对冲交易上报提请主席关注。”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负责公司财务的并非张立宪和周志贤，而是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他们父女如何运作这桩交易，外人自然难以知晓。总而言之，即使荣智健所言不虚，但上百亿元的交易，竟然无需董事局主席授权就能生效，中信泰富集团的管理无序和决策盲动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出现亏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我们反思荣智健此案，如果仅仅从荣智健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
吴晓波还总结出了荣智健的三大错误： 第一，没有择机让荣家的资本完全独立。在1949年之前，荣家一直是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家族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但是，荣智健没有继承这个传统。自1991年上市起，中信泰富基本上是荣智健的天下，外界也将中信泰富看做是“荣氏企业”，他本人也只有在公司遇到危机时，才想起公司真正的主人是中信集团。荣智健刚刚到中信任职的时候，中信的掌舵人是他父亲荣毅仁。后来，王军出任董事长，王家和荣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1996年，荣智健才有机会获得那么多的股份。但是，2005年荣毅仁去世，2006年王军卸任，荣智健在中信体系内所能动用的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他基本上丧失了资本独立的机会。
第二，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即以当年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创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内地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内地实施大量并购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第三，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荣家百年，英才辈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少壮派”，被毛泽东主席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荣智健被迫辞职后，很多媒体都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
盘点荣氏家族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本人炸毁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内地的20多家工厂一夜之间全部被国有化。
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100多亿港元对中信泰富而言仅是区区之数。到2010年4月底，荣智健仍持有中信泰富8.27%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