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荣智健:“红顶商人”(4)

商海传奇

素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荣智健是一代商界奇才,其财富人生充满了传奇。

1982年,荣智健将爱卡电子厂出售之后,回到了北京。可是没过多久,荣智健就再次离开妻儿和父母,前往美国。

荣智健第二次创业为什么选择美国呢?因为他在香港做爱卡的时候就认为全球未来的市场在美国,那里聚集着全球最优秀的IT专家,而他断定一个属于电脑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人脉就是钱脉”。在一个现代商业网络社会中,做生意有时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亲友和人脉。做生意如果有广泛人脉关系就能顺风顺水,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荣智健到美国二次创业,荣氏家族的人脉关系又帮了他的大忙。他找到了当时在王安公司任副总裁的唐芙生。唐芙生是荣智健五姑父的女儿,她不仅是一名IT专家,在业界的人脉也非常广泛。

经唐芙生牵线搭桥,荣智健认识了当时在美国IT业界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博士,这两位在微软担任工程师的电脑专家很快成了荣智健的朋友。在一次闲聊中,荣智健听他们说起CAD技术。CAD是英文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是一种依托电脑的多维绘图技术。两位博士告诉荣智健这是一种全新技术,发展前景很好。在他们的一番解释后,荣智健断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多年前创办爱卡一样,荣智健提出由他和林铭、米歇尔·弗尤尔博士三人共同组建一个CAD技术公司。

两位博士听了荣智健的建议后当即欣然同意。1982年8月,由荣智健和林铭、米歇尔·弗尤尔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合资创办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宣告成立(公司简称CADI)。CADI公司最初投资为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投资120万美元,获得了60%的股份,林铭、米歇尔·弗尤尔各占20%的股份。

美国CADI公司创办后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用户青睐,前景一片光明。

1983年9月,荣智健抱着对香港电脑市场勃勃兴起的期待,重新回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发家之地找到新产品的销售渠道。

荣智健重返香港的1983年正是香港电脑的启蒙之年,各种用途的电脑流入香港,五花八门的电脑推介会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荣智健凭借自己在当地的良好社会关系,CADI公司出品的CAD技术产品均成为当年度香港最重要的三次推介会重点推介产品,因而一炮走红。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和亚洲国家很少有做电脑辅助软件和辅助设备的机构,多以大型计算机为主,而荣智健的美国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市场切入点正是很少有生产厂商关注的边缘产品。很快,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CAD技术产品抢占了先机,赢利能力大幅提高,各种产品的销售形势越来越好。

和当初的香港爱卡一样,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很快引起了其他IT生产厂商的高度关注。此时,又一个关键人物出现在荣智健的面前。这次提出要参股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是一个叫蒙特的美国人,他是当时美国加菲克斯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是一家较有实力的电脑硬件设计公司。

经过几次与荣智健接触后,蒙特提出了帮助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扩大规模的设想,而扩大的股份由蒙特的公司来接手。荣智健愉快地接受了蒙特的条件。于是,加菲克斯公司收购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28%的股份。由此,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还获得了一位在美国IT界具备一定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的青睐。

荣智健与加菲克斯公司合作半年后,提出了把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和加菲克斯公司这两家公司合并上市的构想。荣智健告诉蒙特,把两家公司合并后,双方可以考虑上市,而一旦上市,双方公司的股价就可以上升几十倍。

1984年,荣智健成功地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和加菲克斯公司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并且成为当时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供应商。股票一上市,认购疯狂,没过多久,和荣智健当初的判断一样,股价果然翻了40多倍。

“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我感觉到了这里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并不适合长期经营。”荣智健说。

1984年12月,荣智健不失时机地出售了自己持有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为原始股的1美元每股的价值在出售日已经升值到40美元每股,也就是说,当初荣智健投入的120万美元,经过2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了4800万美元。一个2年增值40倍的奇迹再度上演。对于这次出售,荣智健还是显得淡定自若。

荣智健是一位眼光敏锐的企业家。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大赚了两笔:  第一笔是出售爱卡得到的5600多万港元;第二笔是出售加州公司时获得的4800万美元。在短短7年时间里,他奇迹般地将100万港元变成了4.3亿港元,顺利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这一时期,荣智健的商业活动更多体现的是个人奋斗与家族荫护的色彩。

在出售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股票后,荣智健又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7年,荣智健顺利地加入了中信集团香港公司,并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集团公司是由荣毅仁创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中信香港公司则是窗口里的窗口。公司独特的政治背景给荣智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那一年,荣智健45岁。

1987年1月1日,荣智健走马上任。在出任中信集团香港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前,荣智健提出的条件颇值得玩味,那就是“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力”,中信集团董事局同意了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这叫“一企两制”)。从走马上任这一刻开始,荣智健就打算把中信香港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荣智健掌管中信香港公司后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以23亿港元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国泰航空公司是老牌的英资公司,也是国际性航空公司。收购之前,为了说服董事会成员,荣智健花6个月时间做调研,北京总部在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不到5天就批准了收购报告,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批给公司8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此事震动之大、行事之隐秘,据1987年《南华早报》报道,连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领导都是事后才知道此事的。

1989年12月28日,荣智健以3亿多港元的代价收购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并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1990年2月,荣智健借用“泰富发展”这个“壳”,使中信香港成功上市。1991年,“泰富发展”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中信泰富遂成为中信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增发3亿新股给中信香港,用于收购中信香港持有的国泰航空股份。同时,又增发3亿多新股给李嘉诚等香港富豪。红筹注资加李嘉诚效应,很快便使中信泰富的股票价格从每股5元多飙升到9元港币。

1996年,荣智健向当时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要求中信泰富的管理层获得股权。最后,荣智健的目的达到了,以他为首的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荣智健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后来,王军曾对媒体坦陈,这次股份的出让,是他的“独断专行”。

据《荣智健传》记载: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中国经济形成新一轮开放潮,而香港则处于“回归”前夕。香港富豪到中国内地投资,需要有人牵线搭桥。当年的荣智健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自然会成为香港富豪和高官们通往内地的重要“桥梁”。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商人,包括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乐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投资银行界叱咤风云的梁伯韬更成为其顾问。借助“红筹”概念,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长袖善舞。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并购,中信富泰在荣智健的手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各种实业,包罗万象,中信富泰的股价也是扶摇直上,至1997年最高时接近50港元每股。

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尽管中信泰富拥有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其本身没有主营业务,而且投资经历尚浅,不适合作长线投资对象。外国人的不信任并没有妨碍中信泰富的发展。香港、北京,进可攻退可守,中信泰富愈长愈大,港人称为“紫筹股”,即在蓝筹股的外面,还蒙有一层“红色”。

1997年,是中信泰富股权变更后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荣智健的应对措施与以往一样:“北上北京”。中信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给了他10多亿港元资金。直到2008年这次危机爆发之前,荣智健一直这样“稳健”地经营着他的中信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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