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的童话

在对父母的选择中,人们总是不够谨慎。

——保罗·瓦兹拉威克保罗·瓦兹拉威克,1921年生于奥地利,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在家庭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上有很高成就。——编者注

作为生命投资的孩子

人口跳跃的本质可以用优雅而冷酷的方式如此总结:孩子将由“日用品”、“可用的原料”变为真正的投资。孩子的出生由家庭扩张需求突变为提高个体素质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

在人口统计学的辩论中,这一点在恶意批评中被解释为:如今,由于教育方法的不确定,父母为孩子花费大笔开支。他们想使好动的5岁孩子成为听话学生的努力是徒劳的,想使吊儿郎当的12岁孩子成为表现出色的中学生的努力也是徒劳的。父母在媒体中被描述成不知所措的失败者,他们坚定不移地想要把教育的巨石从其一次次滚下来的地方拖回到山上。现代的父母大量阅读教育指南、担任着辅导老师、强迫孩子去上钢琴课,但最终还是没能赢得“围绕孩子的斗争”的胜利。

父母们“不知所措、供给过多、没有设定界限”。对父母们的这种普遍批评,存在于公平谴责中,存在于悲观主义的悼词中——“父母不再有陪孩子的时间”(当然妇女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这种谴责是绝对错误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表明,与过去相比,父母如今与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更多。父母明显比20年前更少地责打孩子,所以才有更少的“突击队力量”。因此,对孩子的投入有力地增加了——没有孩子变少的奇事。孩子们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宝贵、更独特、更自我、更努力,以及更不可思议。

由此,在所谓的听话孩子——成人世界中的“当时”是怎样的呢?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回忆中发现。爸爸妈妈过去都“在”吗?是的,无论如何,他们都在。但爸爸只出现在晚上,而妈妈整天都在做自己的事。成年人和孩子的领域在日常节奏上就分开了。由此,孩子们知道在街上体验过的每一种自由。孩子们基本上整天都“奔波在外”。如今,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文化标准改变了:“人们”不再让他们的孩子随便和其他孩子玩耍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因此,与教育相反,比起缺乏关爱,我们亏空的感情更多地起源于我们对孩子“可塑性”要求的大幅提高。然而,人们常常会有这种怀疑:如果对其“充满爱意地”冷落,孩子们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吗?

现实检验:关于人口发展的事实

社会老龄化不是“人口意外事故”,不是病症或退化,而是改善的健康环境和更稳定的生活条件的自然结果。它是社会进步赠予我们所有人的一件礼物。

自人类出现伊始,人们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环境。由此,人口和生育能力根据资源供应、文化模式而增加、减少或停滞。历史中总是会出现生育力低下的时代,而这些时代又经常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联系,产生更多个性和自由的文化与发展。在其之后,生育能力总是伴随着复杂性更高的社会改革而再次增长。

没有任何经济指南指出,人口只能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或是一个确定的民族、语系、肤色到底“必须”有多少人。中欧是一个人口居住密度很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254人),而且原料分布区的居住密度尤其高(例如鲁尔区),这也是19世纪工业时代早期农民大规模离乡进城的结果。这种巨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沉重的居住压力和相关的消极后果。这种人口密度既不是“自然的”,也不会“长久地”特别有利。相反,少一些人,就会对自然质量、空间可用性和社会发展趋势产生大量的积极影响。

年龄分布也不是一个对社会财富发展的有力描述。财富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生产力和教育等决定因素。

一个生产力每年提高2%的经济体会在25年里使其总财富翻倍。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劳动参与率和终生工作时间(包括出生率)都下降,社会财富还是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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