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传媒批评家很可能是诅咒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创作者的萨满巫师。因为这些画家不去欣赏、捕猎大自然中美丽的牡鹿和野牛，却将其雕刻在岩壁上。多么荒谬的想象！多么亵渎的行为！
几千年前，柏拉图已经对语言和文字进行了文化悲观主义评判。柏拉图认为，以书写方式记载并流传的人类文字将仅仅是一种重复行为，而不能以寓言和口语的方式将其内在化。他说：
因为这些糟糕的东西有了书写这种形式……与绘画十分相似：因为它们同样将恶念说成是存在的，但当人们问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只会威严地保持完全的沉默。
18世纪，这种堕落的文化产物很快作用于传播开来的印刷品中。莱布尼茨抱怨这些“可怕的”东西以及一直大量印刷的书籍，认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作者的角色走到尽头（他甚至为此观点撰写了20本书）。JG霍赫于1794年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反对阅读的言论：
阅读是一种对好事愚蠢而有害的滥用,一种事实上巨大的邪恶，像菲律宾的黄热病一样具有传染性。它是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合乎伦理的堕落源泉。愚蠢和错误将通过它被引领至社交生活中，并从中存活。有益的事实变得无效，而错误和偏见受到优先照顾并逐步增加。
在1920年的《帝国电影法》中，公开的电影放映被定义为对内部秩序的危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5~1957年），德国语言大师和文坛巨匠。——编者注将当时的电影描述为“能够满足知觉的相当乏味的娱乐媒体”。二战之后，君特·安德斯在其文化悲观主义的畅销书《过热的人类》中描写了因为听收音机造成的孤立与隔离。不久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将电视讽刺为迫使人们消极被动的“起居室里的毒药”的文章，随即充斥社会。80年代晚期“计算机时代”到来，知识分子排着长蛇般的队伍递交他们文字功底深厚的长篇大论。
传媒批评的历史甚至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在所有的时代中都绽放着最野蛮的花朵。它的意愿，好听点儿的说法是它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传媒代表了权力。如果传媒发生了更新和改变，也总是拥有颠覆性的、腐蚀性的功效。每个新媒体都摧毁或至少批判了过去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方式。相反，作为掌控者的传媒授予各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方式极大的说明权。谁想要保持权力，就必须首先抢占有舆论控制力的传媒，并将其描述为“解释现实的唯一可能”。
直至现在，这仍然被很好地执行着，即使在多媒体、网络化的媒体广泛使用的今天，经典文章的线性阅读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方式。很久以来，多种来源的抄写和大规模的脚注，仍然被认为是“学术的”、“科学的”。这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线性的复制文化中。虽然，这并不像远东文化那么极端显著，完美地复制几千年来对最高美德的描述。但在我们之中，也存在复制，即过去知识的术语表，其充满嫉妒地捍卫着自己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出现“愚蠢的想法”。
正如拉丁人所说：“图腾必须使剩余的人类保持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