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某些东西能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出来，那就是对未来的恐惧。在上百万只猪、狗和羊幸福地蹲坐在笼子中时，我们却知道，我们必须面临死亡。
这让我们无法平静。
人的大脑在成百上千年中被进化“委托”，去寻找模式，制造联系，从中发现对未来的预测。“我身上将发生什么事？”因为人类既不能快速奔跑，也没有盔甲、毒针或者像切叶蚁一样的伪装，所以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整个种族的生存都要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
“恐惧、悲痛和勇气使我们的祖先即使只听见了灌木丛中最轻微的沙沙声，也会立即放下眼前肥美的猎物，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史蒂芬·克莱在他的著作《幸运规则》中这样写道。
人类祖先中的猎人和采摘者成为了优秀的模式发现者，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从来都不友善。在进化成有科技作武装的杂食动物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进化链：由素食动物（几百万年前，人类只吃坚果、植物根部以及其他的植物性蛋白）到肉食动物（一些人类种群如今仍然只摄入肉食），再到综合性的营养摄入者。然而，我们却在现代文明中面临了逐步加剧的肥胖问题，因为人类的进化特征并没有预见到营养物质的过剩。
人类进化史的主线就是认知能力，这使人类能够很快掌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物种进化过程不断地被灾难和由此引发的营养短缺破坏。我们一直试图唤起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对抗昏厥的神秘力量。于是，帮助我们的专家出现了：古代猎人和采摘者文化中的萨满巫师、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治疗师”、高度文明和中央文明中的祭司。这些专家的功能始终存在于力量中，存在于对恐惧的驱散，存在于其与高级力量之间的象征联系中，以及对敏感的人类生命体昏厥的缓和中。
在如今的末日论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这种遗留的萨满文明的不同之处。末日言论仍然与迷惑的目光、野蛮的喧闹共存于深层，仍然向我们要求祭祀，以安抚邪恶的力量。并且这些末日警示仅仅是分类垃圾，或是带有“可持续”、“环境罪行”的咒语和祷告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