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形象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传统。在远东地区,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都会以担心工作或生活的社会批判者形象出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是明星或总统。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知识分子大多会沦为媒体表演者;人们不会特别严肃地对待他们,而更愿意拿他们来取乐。伍迪·艾伦在欧洲是个知识分子,而在美国却只是个可笑的怪物,与巴斯特·基顿和格劳乔·马克斯没有什么区别。
在德国,尤其是在法国,知识分子则是个正当的、有很高声望的职业。知识分子是世界直观的代言人,他们大多——说得文雅一些——“很少服从于现实”。波里斯·克卓贝在Novo杂志中写道:
此时,知识分子是一个带有最明显个人利益的群体。界线……如今不再存在于贵族与市民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对于一切热点话题来说,知识阶层站在了和人民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社会分裂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群”,这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趋势。
知识分子被允许情绪化、尖锐到过分单纯,或是更简单地、仅仅是理想主义地提出论证——想当然的,他们成为大众传媒道德高尚的灯塔,总是渴望道德的暴动。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德国作家,第99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隐瞒了自己曾加入党卫队数年的事实——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基民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简称,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编者注成员海涅·盖斯勒和诺伯特·布吕姆被默许以极左的陈词滥调谴责新自由主义——然而旁观者难以明了,这事实上就是虚伪的党派之争……
上述现象基于中欧特殊的精神史。在以国家为中心的中欧社会背景中,知识分子谱写了与权力阶级对立的漫长而艰难的精神斗争史。在名誉的光芒中,知识分子与平民主义的恐惧和忧虑联合了起来;谁反对,谁便自动被授予高贵的头衔。如今,在知识暴动产业中,很难出现还没被智慧的老牛啃过的谎言了。从种族灭亡,到可怕的时间缺乏(“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根本没有空闲了!”)——对于所有事情,都出现了一位充满天赋的大师级思想家,他用深邃的目光观察我们,并从我们糟糕的想法中取得了名誉。知识分子不同于牺牲崇拜的精神导师,他们使恐惧变得更有吸引力。